200期主持人丨徐鲁青

上周，一套人格测试热潮席卷了朋友圈，SBTI是对MBTI的戏仿，全称“Silly Big Personality Test”，直译是“傻乎乎的大人格测试”，借用了MBTI的形式，却又消解了后者“心理学”或“科学测量”的严肃性。

SBTI的流行让我们重新回到一个并不新的问题：为什么心理测试总能周期性地卷土重来？从九型人格、MBTI，再到今天的SBTI，测试的形式不断翻新，心理学早已不只存在于咨询室和学院里，它大范围地渗入了日常生活。

本期聊天室，我们从SBTI的出圈出发，讨论人格测试为何长期不衰，以及心理测试在今天的大范围弥漫，如何影响了我们对于“自我”的理解。

季节、颜色、动物：那些有关人格的比喻

丁欣雨：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挺爱做测试的。当时学校门口会卖很多杂志，里面会有测试题的板块，不完全是关于心理的，主要是一些性格测试、人格测试。

后来杂志慢慢式微，这些测试就转移到线上了。比较多的是网易云音乐经常出现一些测试，这种测试的分享互动属性比较强，其中有个是问你最喜欢的季节、颜色和动物，你先给题目设好答案，再转发给朋友来做，看看朋友有多了解你。

这些平台也会和综艺节目合作推出测试，比如恋综《心动的信号》第一期都会给嘉宾做，你这个人格是什么类型的食物，和你适配、比较有缘分的类型又是什么样的。人格分析里还会告诉你：你这样的人格有多稀有，朋友圈里还会问哪种人格类型没有被测出来，好像也有一种盲盒抽卡的刺激性。

徐鲁青：有一些社交媒体会去测一些令人想不到的分类：比如你是什么颜色、什么食物、什么饮料、什么天气、什么季节，它本身就是在用另外一种隐喻来描述自我、描述自己的人格。

丁欣雨：MBTI最开始测出来是四个字母的排列组合，但后面大家又会把具体的人格类型赋予一个昵称，比如INFP小蝴蝶，ENFP是快乐小狗……一定要用更加具象化的表述。

除了人格测试，现在还能引起全网分享的是各个平台的年度报告。像音乐软件，年末会给用户生成一个报告，里面有彰显你独特性的内容，比如你最常听的歌手，你听的歌词里出现最多的词语，也有大的归类模型，去年网易云音乐的年度报告会告诉用户你的音乐世界是什么颜色。

虽然这很生动，比如你的音乐世界是蓝色、绿色、金色，但每个人对于颜色的理解又有微妙的不同。大家会顺着这个理解继续聊吗？还是说只要觉得这个分类是相同的，有了互相认证的认同感，也就止步于此了？

王鹏凯：它的传播方式也是非常有典型性的，类似于过去很多人喜欢发的听歌报告。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个人说，这个SBTI测试完全是一种病毒式传播的超典型成功案例。

它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准入门槛低，只要你做题就可以参与。一个是圈层化传播，在朋友圈、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上，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结果发出来。会形成一种向外扩散的传播，最后整个朋友圈和社交媒体时间线上都是这个。

另一个是扁平标签。我感觉做这个测试的人不会真的觉得“我就是要用这个来真实地反映我自己”。大家更多是觉得好玩：我测一个东西，得到一个标签，然后我就能拿出来跟别人聊：“哦，我刚测出来这个。”这几个标签加到一块，就是一个完美匹配下沉市场流行逻辑的传播公式。

人格测试能抵抗单一评价吗？

王百臻：我小时候蛮喜欢心理测试，可能和应试教育有关系。回想起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整个人生活的目标非常单一，外部对自己的评价方式也非常单一。在这种评价系统的推动下，任何与好成绩无关的心理特质，都可能长期被压抑，或者被外部否定，最后便会导向一种难以抵制的自我否定。 

MBTI里用E和I来区分外倾和内倾人格，在小学，老师和家长也会用一种类似的方式去评价学生。他们会用到的词是“外向”和“内向”，但这两个词之间的价值是明显不对等的。绝大部分老师和家长都会默认外向的孩子就是更好的。

一方面，你的很多特质其实会被大环境认为是一种错误的，或者是需要被矫正的东西；但另一方面，你又能在很多心理测试里面找到一种安慰。如果我们重新看MBTI，它给予了一种你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得到的、对于个体差异性的正视。

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是批评MBTI的。认为这套话语系统为每一种人格都贴上了一些很美丽的词语。尽管这个东西的科学性的确还可以讨论，但它好像确实提供了一种我们在非常单一维度评价学生的应试教育环境中所缺少的、对于个体差异性的正视。 

徐鲁青：我觉得另一点是，它会把一些原本我们没有注意过、也没有评测过的维度划分出来。如果我们的人格可以分成四种维度，那这些维度是我们以前没有认真去注意过的。比如，是更倾向于感受一个人，还是更倾向于用逻辑去思考；是更直觉性的人，还是更经验性的人。在我们以前对自我的理解里，是比较少这么细地去想这些维度的。

之前采访安孟竹，她做了一些研究关于心理学本土化。她说，在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间的那段时期，“自我”这个概念是很少被思考的，相关的话语也非常少，“个人”并不是我们去感受外部世界、去感受问题时的基本尺度。所以她觉得，后来心理学话语的铺开，其实带来了一种解放：我们开始能够从自我的层面去感受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一点和百臻刚刚讲的很相似，在那样的环境里，我们很少去思索自己个人更细致的部分，但这些心理测试好像可以带着我们做到这些。

心理学在中国四十年里的流行化

丁欣雨：社交媒体上有人开玩笑说：为什么大家一直都这么爱做测试？因为我们就是很爱做题，而且做完了还很爱对答案。

我们以前不太通过心理测试来理解自我，到后来开始对自我进行细密观察，而且这种观察一开始还是偏肯定性的。但我感觉现在大家引用的心理学话语，更多是自我否定的倾向。这一次SBTI的结果，很多都不是正面词汇，带一点自嘲倾向。现在的“流行病”好像也是一年换一个，前年是双相，去年是ADHD，今年是前额叶损伤。如果放到10年前，公开说出自己的心理问题或者心理疾病，还是需要很大勇气。

王鹏凯：这些心理学概念，越来越多地从一开始相对科学、相对学术的概念，逐渐转向所谓的流行文化，或者偏生活化的场景。但我觉得这两年它又进一步变成了一种和“抽象文化”挂钩的东西。大家聊这些，不是把它当真地在谈，而是和抽象文化里那种“好玩”、反讽的心态挂钩。就是它的语境已经在变化了。特别是像SBTI，我感觉它现在就和抽象文化有很大的关联。你现在不太可能在一个很认真地认识别人的场合里说：“我的SBTI是吗喽。”

所以我感觉，这个使用场景是在变化的。特别是“抽象文化”可能会是一个现在越来越凸显出来的、和时代心理有关的东西。就是什么东西我们都不要那么严肃，不要那么认真，抽象一下就可以了。 

徐鲁青：这让我想到最开始中国在80年代开始关注心理学，在昆明有一个中德班，由德国的一些做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家开设，后来从这个班里面慢慢就是散开了种子，而80年代到现在的变化里，大家的对心理学的关注点会有特别大的不一样。

最开始大家会去讨论更加积极心理学的东西，讨论个人成长，鸡汤，成功学，很多八九十年代的畅销书都是关于成功学的。到了现在，更多的注意力会去转向讨论痛苦，还有一些自我冲突等方面，反而积极心理学变得越来越不流行。最开始人们更多把心理学理解成是self-help的工具书，到现在又变成有关抽象文化的东西，这个变化过程挺有意思的。

王鹏凯：self-help这个事情，也就是所谓的自助，在这几年的学界有比较强的反思。过去很多年里，self-help一直被当作一种新自由主义式的自我治理技术来对待。包括刚刚讲到的积极心理学，在十几年前的中国和世界范围内都非常流行，但到现在，它已经不是主流了。

当时积极心理学，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会被视为助推这种以self-help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自我技术的重要工具。它背后有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问题其实都在系统，但你没有办法解决它，你只能去解决自己，让自己想开一点。但这几年学界对self-help的反思是：当我们被不断强调要自助、要自我调节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的倦怠怎么办？对这种倦怠的关注，其实和前面所讲的那种不断自助、自我修复，是一体两面的东西。

西方在面对这种倦怠的时候，可能会发展出一些更积极、甚至更激进的思路，比如他们会提出一个叫radical care的概念。它不是说“我们就放弃了，我们就摆烂了”，而是说我们能不能通过一种向外的关怀、向外的连接，去对这个系统做出一些改变。

但这样的声音在国内语境里是比较少的。国内的语境可能更像是：当大家感觉系统难以改变，你又不想继续改变自己，那最后就只能把这一切都消解掉。这可能就是语境的不一样。于是大家就说，我们别那么严肃了，就玩个乐嘛，抽象一下。

徐鲁青：你指的这种倦怠，是不是什么事情都要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而且一定要从自我开始修复和改变，但这样的改变其实很困难；与此同时，又没有办法诉诸更大的社会系统和结构性问题，于是大家就像无路可走了一样。

当时做那个心理学系列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是，很多做社科的人都会有一种论调，就是心理学会把责任都推给个人，仿佛社会就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它好像也是一个很“自助文化”的学科，因为它剖析的是个人经验。包括在心理咨询室里，讨论的也都是个人身上发生了什么。

但安孟竹的一个观点是，不同学科有不同学科的功能。心理学去讨论个人承受的痛苦，这件事情本身是有意义的。问题在于，其他学科失去了去承载其他社会问题的功能，所以现在好像只有心理学还在处理个人层面的东西，但这其实不是心理学的问题，而是其他学科缺位的问题。

她也提到，心理学本身内部也有一些创新性的变化，大家会去思考self-help之后，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包括在拉美地区会有那种“解放心理学”，把心理学和解放神学放在一起，去关注社会权力结构；还有一些女性主义治疗流派。也就是说，后来其实慢慢会有这些东西被综合起来。

王鹏凯：在self-help的另一个重要语境里，尤其是在西方，女性、黑人这些相对弱势的群体，self-help其实是一种关爱自己、自我赋能，并帮助自己在弱势位置中重新获得力量的方式。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某种“弱者的武器”。不是说你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就不能关爱自己了，相反，它可能会从这种自我关爱中生发出一种向外的积极力量。对于那些被认为不值得被关怀的自我，那些只有在劳动或关怀他人时才有价值的生命，自我关怀是激进的。像奥黛丽·洛德，其实就是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去讨论黑人女性 self-help 的例子。只是这个语境现在没有那么被强调了，大家更多强调的是那种以积极心理学为代表的、自助式的东西。

王百臻：还有一点在于，如果重新去讨论心理测试的话，某种自我认知的需求是长期存在的。只不过在不同时代满足这种需求的，未必都是一些看起来心理学式的工具或者产品。譬如大部分人可能是通过一些更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工具，去满足自己这样的需求。比如不论在哪个时代，很多人还是通过譬如星座、血型，或者更直接一点的占卜，来获得关于自我的某种启示。这种需求似乎一直都在，我们未必总是通过心理测试的方式来满足它，或者排解它。

说回心理测试，随着SBTI变成一个热议的对象，很多人又把MBTI翻出来讨论它的价值。我觉得比较值得注意的点是，很多人，尤其是一些比较专业的人士，其实会偏向从诸如“批判伪科学”的角度去重看MBTI。但我自己的感觉是，这种批判虽然可以很中肯，但多少有点脱离我们所生活的现实社会环境。这类批评话语往往只是单纯地以这些工具的科学性作为单一维度，甚至延伸为一种对使用者的批判。

但当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个体长期生活在应试教育环境内时，每个人身上的那些与获取好成绩无关的特质，都有可能处在一种长期被压抑、被贬低的状态里。对此，如果我们只去看到这些工具本身的缺陷，却看不到环境的问题，那么这种对于心理测试的评判，以及对于这种真实需求的批评，可能就会显得非常粗暴。尽管事实上，这些心理测试工具其实确实可能既不怎么专业，又不怎么科学，但它们终归是把一套可以自助使用的工具推送到了大部分人手上，至少使得他们有机会开始思考和琢磨“自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同时也能更好的理解和正视差异存在的价值。

徐鲁青：张鹂在《焦虑中国》里研究心理学在中国的历史。她会觉得，2008年汶川地震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节点，因为当时心理援助第一次以官方身份介入国家的灾后救援，有点像是心理治疗被正式纳入了一种公共治理体系。大家开始借助心理治疗去解决一些公共问题，后来它也慢慢被国家视为一种有用的工具。

另一方面，由于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它开始被国家承认，也有一批港台地区的心理工作者慢慢进入中国内地，开设更多课程和培训班。这个过程一方面扩大了它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打开了它的商业空间。所以后来它才慢慢变成我们现在经常谈论、也比较熟悉的一个学科。

王百臻： 我们好像也很容易忽略资本对于心理测试模型的推动。心理测试模型看上去像是从心理学延伸出来的通俗化的学术产物，但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它也可以是大众传播链条中的一款产品。MBTI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和资本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首先，资本会推动它，把它推到个体面前，让大家接受这种叙事。另一方面，企业又会使用这种工具，主动筛选那些符合他们要求的人，或者说，在招聘的时候提前“避雷”。前两年的一条新闻就曾爆出来。有一家公司只招INTJ这种人格，不招E型人格，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一个人太E了，就会比较容易跳槽。

徐鲁青：我之前写过一篇稿子也和这个有关，就是 MBTI进入劳动评估市场，其实有很多世界500强公司在招人之前都是要做MBTI测试的。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版权产品，持有MBTI版权的人，就是在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卖出版权，让它被别人使用。

它后来其实慢慢变成一种：从我们了解自我的工具，变成了别人筛选我们的工具。或者说，它从我们用来理解自我的工具，变成了我们被评估、被监测的一种工具。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在把对人的监测变得更强、更细密。

丁欣雨：我想到还有一个阶段，就是有很多公众号开始打着心理科普旗号在做内容，比如“简单心理”或者“KnowYourself”。它们会发一些科普文章，也会有心理测试，你也可以在那里预约心理咨询师聊天。

鲁青其实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些测试题是如何影响我们理解自我的？我之前集中测了好几次MBTI，结果都是同一个，后来我就接纳了这个结果，也迅速找到了身边的“同类”。我们会讨论很多关于这种人格的文章，比如怎么进阶成一个更高阶、能更好运用自己这些特质的人，慢慢建立起认同感。到现在，如果大家问我是什么MBTI，我还是会说当时测出来的那个人格。但过了这么多年，我有点不太敢再测，如果我再测，答案变了的话，我围绕着这个人格建立起来的那些认同好像都会崩塌。

所以我觉得这种心理测试题更多的不是让我真正去理解自我。反而很多时候我是在并不直接“认识自己”的过程中认识自己的。比如看一部和我现实生活没有关系的影片，或者读一本和我目前境况没有关系的书。但我可以通过他人、通过和他人的连接，或者通过进入他人的身体和经验里，去探究一些我尚未找到答案的问题，尝试给出自己的诠释来理解我自己。我们一定要通过“看见自我”来理解自我吗？我们有没有别的理解自我的方式？

王鹏凯：“简单心理”出现之前，中国心理咨询师市场是一个供需很难匹配的市场。有需求的人找不到咨询师，而那些经过训练的咨询师也找不到来访者。简单心理相当于是迎合了当时中国互联网平台化的发展趋势，搭建了这样一个中介平台，让双方都能够找到彼此。

但与此同时，它又是一个带有科普性质的平台，承担了一定程度上让心理学知识大众化的功能。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复合的东西。所以很多人在研究中国“心理热”的时候，都会把简单心理的出现当作一个转折点，认为在那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黄宣颖分析的角度主要是：简单心理是怎么影响中国“心理热”的，或者说它是怎么影响整个心理热这个大进程的。比如，心理咨询师的处境因为它发生了什么变化；想要做心理咨询的人，因为它发生了什么变化；大众对于心理咨询这件事情的认识，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它相当于是一个中介性的平台，去实现了这样的功能。

当然，这里面还有更复杂的部分。因为中国的心理咨询行业一直是一个缺乏明确标准的环境。原来的认证机构不再提供心理咨询师认证，简单心理某种程度上相当于钻了这个空子，提供了一种民间认证；同时它又通过自己的公信力，也就是足够专业的团队背景，来为这种认证赋予可信度。所以这里面的语境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它和中国整个心理咨询行业的发展状况是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