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王楚的讲述。

往年一到腊月，东莞的租房生意就淡了。几乎每年从 12 月中旬开始，退租的电话就会一个接一个地打进来：" 王哥，房子退了，押金退我一半就行 "、" 王哥，钥匙我挂门把手上了，桶我不要了 "、" 王哥，明年不来了 "。

城中村的街道会一天天空下去，早餐店关门，理发店歇业，整座城市像进入了冬眠。

没想到，今年形势彻底逆转了。我的微信被加爆了，消息根本回不过来。所有找我的人，诉求出奇地一致：想找一套短租房，能做饭，最好能住下一家人。

这波短租热潮是从 1 月初开始的。我还记得，有天晚上雨下得挺大，我正准备关店，进来一个小伙子。二十出头的样子，拖着箱子，衣服都淋湿了，一看就是厂里提前放假，没地方落脚了。

他开口就问：" 老板，还有房没？我就租一个月，过完年就走。"

干我们这行的都知道，短租最麻烦，三个月起租是共识。我正想说租不了，他就急着说可以加钱，加五百八百都行，只要有地方住，能做饭。

我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我手上的一房一厅，平常也就一千二左右。加八百，两千了，这价钱，都能租到带电梯的精装公寓了。

我拿了纸巾给他，顺口问了句，都快过年了，花这么多钱在外头租一个月，图啥？怎么不回家呢？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回家更贵。"

最后，我还是帮他联系了一个装修、采光都不错的房子。房东听说有人愿意加价八百短租一个月，乐坏了，连夜骑着电动车把钥匙送过来。

我以为这只是个例，毕竟往年也有很多为了挣三倍工资不回家的人。没想到，这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的几天，我的手机几乎 " 炸 " 了。来找房的人形形色色，有在电子厂流水线上做质检的小姑娘，电话里跟我讨价还价：" 王哥，那一房一厅能不能再便宜一百？我把我爸妈接来，手里钱紧。"

有送外卖的大哥，进门连头盔都不摘，语速飞快：" 还有房吗？两室一厅，有厨房就行。"

还有一对夫妻，男的穿着厂服，女的挺着大肚子，说要租个面积大一点儿的小区套房，接两家父母一起过年，" 哪怕给房东打工，也不想回去当冤大头 "。

看着他们，我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中国人有句老话，"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往年为了吃顿年夜饭，多少人站几十个小时绿皮车也要回去。但如今，世道好像变了。

今年东莞的很多工厂效益下滑，加班少了，奖金砍了。我认识的一个做五金模具的小老板，上个月刚把自己一辆充门面的宝马 5 系卖了，换了辆五菱宏光拉货。老板尚且如此，底下的打工人更是勒紧了裤腰带过日子。

按理说，兜里没钱，更应该回老家那种低消费的地方 " 避风 " 才对。可现实是，出租屋成了他们的 " 避风港 "，家乡反倒令人望而生畏。

为了搞明白年轻人为啥宁愿高价租房也不回家，我带看房的时候，会有意无意地和他们多聊几句，递根烟，帮着搬点东西，在楼道里听听他们的牢骚。

有个叫小刘的男孩，19 岁，租了个 30 平的单间。签完合同，他站在屋里跟我说，他爸妈和弟弟过几天就来。

我说那挺好，一家团圆。他点点头，说爸妈一辈子没出过远门，没想到第一次出来，是为了逃 " 人情债 "。

小刘拿出手机，给我看备忘录，上面列得清清楚楚：来回车费 1000，给两边长辈的红包 4000，给亲戚小孩的红包 3000，走亲戚的烟酒 2500，自家预备请客的 3000…… 加起来 15700 元。

他说：" 王哥，我加满班一个月挣 6000。我爸妈在工地，俩人加起来 7000 多。这一趟，是我们一家三口不吃不喝干一个多月的钱，还没算回去后可能临时增加的随礼。"

最令小刘难受的是，在东莞，他们是挣辛苦钱的打工仔，可一回村里，就得装成衣锦还乡的样子，扮演慷慨的 " 城里人 "，这面子全是拿血汗钱糊出来的。

所以小刘跟他爸妈摊牌了，说花几百块在东莞租个房，一家人在这儿过，不用再为了省钱抠抠搜搜，年夜饭能吃顿好的，剩下那一万多还能存起来。一开始他爸妈坚决反对，说 " 祖宗在那儿，家在那儿 "，他反问，是祖宗的面子重要，还是明年的活路重要？老人就不说话了。

还有一对小夫妻，阿杰和晓雯，今年不回家过年的理由也是为了躲避 " 人情债 "。

他俩是我的老客户，从毕业到去年结婚，一直找我租房。俩人都在大厂，工资不错，本来计划今年风风光光回老家，毕竟是新婚第一年。

结果，前几天阿杰来店里找我，人看着特别疲惫，跟我说，这婚结的，快倾家荡产了。

他给我算了一笔账，比小刘还惊人。新婚第一年，按他们那儿的规矩，所有亲戚都得走到，礼要重，红包都是 "666" 这种吉利数，光是给小孩的红包预算就要 6000。

过年酒席多，他俩已经收到八份请柬，关系近的随礼不能低于 1000，这就是 8000。还有他爸妈要求的 " 面子费 "，要给村里老人发红包 " 积德 "，其实是为了显摆儿子儿媳有出息，预算 3000。再加上路费和买年货，杂七杂八，最后算出来，要四万二。

" 四万二啊，王哥 "，阿杰说，" 这钱扔出去，我们都不敢计划要孩子了 "。

晓雯坐在旁边，情绪也很低落。她说为了不回去，跟公婆在电话里吵了一个星期。老人觉得他们不回去，自己在村里没法做人，怀疑他们是不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最后还是阿杰发了狠，说要是逼他们回去，他们就把婚离了，各过各的，老人家才勉强让步。

跟他们聊完，我心里挺不是滋味。明明春节代表着团圆和温情，但在年轻人的账单上，我只看到 " 人情 " 两个字有多沉重。

有个女孩，在我店里打电话，说着说着就蹲在地上大哭，对着手机喊：" 我一年就存这两万块钱，我还要学习，我不想一辈子在厂里！你们为什么非逼我把钱送给那些我都不熟的亲戚！"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已经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了，这是两种价值观在激烈碰撞。

老一辈活在熟人社会里，面子是他们的命。在他们看来，钱花出去了，关系就留住了，以后家里有事，大家才会帮忙。

但年轻人认为，当他们在流水线上晕倒时，当他们交不起房租时，老家那些拿了红包的亲戚，一个也指望不上。他们唯一的安全感，就是自己卡里那点存款。

聊多了就发现，让年轻人难受的，不光是掏红包本身，更是现在很多人把 " 人情 " 当成了生意，变着法子敛财。

小强是我这儿的老租客，平时的工作是送外卖，每天骑着一辆贴满了各种卡通贴纸的电动车，风里来雨里去，见谁都笑嘻嘻的。

某天他收工后来我这儿闲聊，整个人像个被点着了的火药桶，给我看他手机，气得不行——老家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孩子念了个技校，居然也大张旗鼓发请柬办 " 升学宴 "。

小强忿忿不平地说，现在老家办酒的名目简直五花八门：小孩上初中要办 " 小高考宴 "，老人出院要办 " 去晦宴 "，最离谱的是，有人因为打架被关了半年，放出来后，家里还要摆酒 " 接风 "。

我听得哭笑不得，问他，这种酒真有人去？

他说，不去不行。你不去，下次你家有事，别人也不来，以前送出去的钱就等于打了水漂。大家就这么互相架着，谁也不敢先松手。

小强还说，现在很多酒席早就变味了，请客纯粹是为了收钱。主家请便宜的包桌团队，一桌几百块的标准，端上来的都是预制菜，红烧肉是塑料袋装的，鸡汤是粉冲的，去的人照样得随五百、一千的礼。

我接触的租客来自天南地北，不少人提起老家，都有类似的烦恼。早年有些地方严厉打击 " 大操大办 "，风气好过一阵，但这几年，感觉部分农村地区请客敛财的风气又有些复苏了。

" 很多人把过年当成了一个赚钱的机会。" 我感叹。

" 何止是赚钱啊，简直是吃人。" 小强说。他有个同学，甚至去借网贷随礼，就为了让爸妈在村里不被说闲话。这种 " 高溢价、低体验 " 的社交，正在像寄生虫一样吸干年轻人的血。

小强坚决不干这种事，他说他情愿在东莞啃馒头，也不想回去吃那种 " 面子酒 "，更不想把自己送外卖攒下的辛苦钱，填进那个无底洞。

一月中旬，很多租客的家人陆续都来了。那些平常安静的出租楼里，开始传出炒菜声，飘出饭香。我有时候骑电动车在附近转，就上去看看。

我先去了小刘那儿，不到三十平米的房间被隔成了一个小开间，中间那张摇摇晃晃的折叠桌上，电磁炉正咕嘟咕嘟地冒着白烟。小刘和弟弟正蹲在地上剥蒜，他爸爸打着赤膊在看手机，他妈妈则系着围裙，在那个只能容下一人的小灶台前忙活。

小刘给我拿了罐啤酒，说他爸妈刚来时还怕不回老家会被说闲话，结果前两天，老家一个办酒的亲戚在群里骂，说今年去吃饭的人少了一半，礼钱收不回本。他爸听了，憨厚地笑了笑说，今年不用想着每天去哪家、塞多少红包，不用看人脸色，心里反而特别舒坦。

我也去了阿杰和晓雯家。他们租的两居室干净整洁，窗上还贴了窗花。俩人在家看电视。阿杰跟我说，省下那四万二，他们存了定期，开春想去东莞边上的镇区看一套小户型，凑个首付。晓雯说，今年没回去，她反而能心平气和地给老家爸妈打很长时间电话，就是聊家常，不再为 " 面子 " 的事争吵。

他们跟我说，以前总觉得回家才是孝顺。现在觉得，把自己和家人的日子过好，不为了那些虚头巴脑的规矩把家底掏空，让父母真正少操点心，可能更实在。

我想起多年前我刚来东莞的时候，那时候临近过年，每个人都期待着回家，带上早就买好的几盒点心，装上几百块钱，回到村里，大家坐在一起喝碗热茶，聊聊家常，放松又自在。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回家变了味，它变得昂贵，变得沉重，变得让人想逃。

当回家过年变成了一场名为随礼的 " 众筹 "，那个我们魂牵梦绕的故乡，也就慢慢让我们不再怀念了。

" 王哥，你说我们是不是挺自私的？" 很多年轻人都会问我这样一句话。

我摇摇头。说他们 " 断亲 " 可能太严重了。他们不是不要亲情，是拒绝被那种变了味的人情绑架。在我看来，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这些年轻人选择保护自己的小家庭，选择在这个他乡的出租屋里守住最后一点生活的尊严，已经很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