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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王姝
“我们也在农村发力，但我们农村网点少，根本没法跟农商行比，开网点成本摆在那，因此在农村我们主要是移动展业。”西部省份某城商行总行战略部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每到农村赶集的日子，我们员工拿着Pad往那儿一摆，就能获客。”
这是近年城商行下乡的一个缩影，与之对应的新趋势则是农商行进城。长期以来，农商行形成了大量县级法人主体，资金不能出县，业务主要集中在县域及乡村。不过2023年以来，县级法人主体开始合并为市级农商行甚至省级农商行，相应增加在城区的网点并拓展业务。
“我们省农信系统几万名员工、几千个网点，网点数量、员工数量比我们多很多。我们必须正视的是，随着全省统一农商行的组建，它们整体架构跟我们越来越像，他们要在城市跟我们竞争，我们也要在农村和他们竞争。”北方省份某城商行行长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界面新闻记者采访了解到，城农商行的诉求并不一样，城商行下乡主要为了获取农村地区的存款，农商行进城则主要是为了拓展贷款客户。
城商行、农商行分别肇始于城信社、农信社。改革开放后，它们的业务有着严格的分界线，城商行在城区，农商行在农村。但随着城镇化率的快速提升，农村变成了城镇，农民变成市民，城乡交融十分明显。这可能是城商行下乡、农商行进城的深层次原因。
城商行下乡
城商行起源于城信社。1979年中国第一个城市信用社在河南省驻马店成立，此后各地纷纷成立城市信用社。后来城市信用社陆续改制为城市合作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但城商行经营范围主要在城区。
近年来，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城商行积极拓展乡村地区的业务。除提供涉农贷款产品外，城商行也在通过各种方式获取县域及以下区域的存款。
“面对城区客户资源饱和、同业竞争白热化、增量市场空间有限等严峻挑战，城商行纷纷将目光投向县域和农村。过去城商行业务主要在城区，但未来主要增长点在县域、乡镇和农村。”前述北方省份城商行行长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吉林银行董事长秦季章此前在接受界面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2024年末吉林银行个人客户总量1251万户，占全省人口的54%，而县域个人客户211万户，仅占全行个人客户总量的16.9%，占全省县域1337万人的15.8%。县域个人客户存在行内占比低、渗透覆盖率低，未来要大力拓展县域客户蓝海。
不过，受制于地缘优势不强、网点及人员配置有限等因素，城商行在农村地区与农商行竞争处于劣势，而大规模新建网点投入过高，因此城商行的策略并非广泛铺设物理网点，而是借助服务站、移动展业等方式拓展客户。
“市区竞争太激烈了，反而有些偏远的地方没人去。现在我们在县城有网点，再配合移动展业就能下沉到乡镇、农村。因为不设网点，我们运营成本要低很多，给出的存款利率可以高一点。”前述西部省份城商行总行战略部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称，“原来客户没得选，只能去农商行那儿办业务，现在我们主动走过去，他们多了一个选择，机会就来了。”
除此之外，一些城商行则通过设立惠农服务点的方式展业。比如，桂林银行在广西设立近7000家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覆盖全区66%的乡镇、57%的行政村，并实现100%县域金融服务覆盖。
前述北方省份城商行行长对界面新闻记者介绍，他所在的城商行也通过设立惠农服务站的方式触达农村客户。“实际上就是派驻少量人员进行业务指导，部分业务适当外包，比如引入经营农资生意的个体工商户作为站长等。”
通过多种渠道下沉后，一些城商行乡镇网点数量已高于城区网点数量。比如桂林银行披露，截至2025年9月末桂林银行乡镇网点481家（其中支行10家、乡镇小微支行405家、控股村镇银行网点66家），高于市区网点265家（其中支行86家、社区/小微支行179家）。
据界面新闻记者采访了解，城商行拓展农村地区业务更注重获取农村低成本的存款。“农村地区竞争相对小一些，而且农村居民风险偏好低且金融知识水平不如城市居民，存款成本低一些。”前述西部省份城商行总行战略部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农村市场的一个特点是单点产出不高，但能提供大量、稳定且相对低成本的存款”。
这从银行财报上也可以得以验证。比如农村地区网点较多的邮储银行、农业银行储蓄存款利率约1.5%（2024年），比其他几家大行低10个基点左右；2024年重庆农商行储蓄存款利率1.8%，低于重庆银行100多个基点。
农商行进城
农商行起源于农村信用社。2003年，国务院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提出以法人为单位改革农信社产权制度，由此产生了不同产权形式和众多的县级小法人。
其政策逻辑在于，县级法人主体的设置可避免农村信用社从农村、县域地区“抽水”，进而倒逼农村信用社做好服务“三农”、服务县域的主业。
随着近年一些农村金融机构风险事件的爆发，农信系统的改革再度提上议程。《关于做好2022年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首度提出，稳步推进农信社深化改革化险工作，保持商业可持续的县域法人地位长期总体稳定。相比以往，此处表述不再提及“数量稳定”，与此同时“商业可持续”成为了前置条件。
“以前大家都说中国不缺大银行，缺小银行，包括村镇银行设立，初衷也是填补农村金融空白。但是不能忘记，金融机构是要盈利的，而银行天然是经营风险的行业，光提供服务不盈利是无法生存的，更不可能支持‘三农’。”北方省份某农信系统高管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过去农信社一直强调县域法人数量的稳定，现在已明显放松。”
合并由此成为改革关键词。据界面新闻记者梳理，在新一轮农信系统改革中，辽宁、海南、河南、新疆、内蒙古、吉林等省份已组建或正在组建省级农商行，再加上此前已组建省级农商行的四大直辖市，采用省级统一法人模式的省份数量已达10个。
比如今年5月，内蒙古农商行正式成立，注册资本580.2亿元，成为全国首家一次性整合120家农信机构的省级统一法人银行。
“银行经营需要规模效应。如果规模太小，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一旦具备了一定规模，银行的抗风险能力、竞争能力都将得到显著提升。”前述北方省份农信系统高管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分析来看，省级统一法人银行的模式突破了原有“县域法人数量稳定”的限制，可实现了跨区域资源调配——省级农商行不仅可以从A县吸收存款投放到B县，也可以将农村地区的资金用于支持城市业务发展。
更重要的是，相比县域农商行数亿元的净资本规模，省级农商行的净资本可达数百亿乃至上千亿元，这为其拓展城市客户特别是对公客户，提供了坚实的资本基础。
按照监管要求，商业银行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10%，对单一集团客户的授信总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15%。基于此，一家净资本仅数亿元的县级农商行，最多只能为单一对公客户提供几千万元的贷款；而省级农商行凭借其庞大的资本实力，则可提供数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的授信额度。
今年5月8日，海南农商行改制挂牌一周年。海南农商银行授信管理部负责人表示，通过统一法人改革，将之前全省各市县农信机构“各自为政”的状态，改制为全省只有一个法人的“统一作战”状态，实现了授信业务的集约化、专业化和数字化管理，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服务效率大大提升。
海南农商行数据显示，2025年一季度该行投放贷款208.39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25%；其中对公投放113.33亿元，同比增幅近3成。
早在2008年就完成全市统一法人改制的重庆农商行也将拓展城市业务和公司业务作为未来发展方向，其最新目标是“农村领跑、城市赶超”。
“重庆农商行在农村和县域处于绝对领跑地位，存贷款市场份额全市第一。”重庆农商行党委书记刘小军今年9月在该行中期业绩会上表示，“但中心城区分支行对全行营收贡献只有25.7%，公司存款和公司贷款在全行总量中的占比也低于同业，说明重庆农商行在公司金融领域还有巨大增长空间，而这个增长空间主要来自主城都市区。”
“农商行发展城市业务，主要是为了拓展贷款客户。”南方省份某农商行计财部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受国有大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影响，农商行小微等业务受到挤压，资产投放压力较大。”
财报数据显示，2024年末42家A股上市银行存贷比（贷款余额/存款余额）均值为85%，其中沪农商行、无锡银行、渝农商行、苏农银行、瑞丰银行等农商行存贷比不足80%。这显示它们存款较为充裕，但贷款投放相对不足，资产端相应更多配置了债券等资产。
“农商行展业过度依赖物理网点，线上渠道开发滞后，未来农商行要加快数字化转型，加强对科创、绿色等国家重点支持行业以及区域重点行业的研究和营销。”前述南方省份农商行计财部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竞争与合作
与全国展业的国有大行、股份行不同，城农商行受限于属地经营，整体上形成了非竞争性的格局。随着“城商行下乡、农商行进城”趋势深化，省内城商行、农商行的竞争将有所加剧。不过，由于城农商行均深耕本地，其高管又常由当地政府委派甚至交叉调任，因此也衍生出特殊的竞合关系。
比如今年5月，上海农商行行长顾建忠调任上海银行董事长，同月上海银行副行长汪明调任上海农商行行长；今年8月，成都银行董事长王晖调任成都农商行董事长，成都农商行董事长黄建军则调任成都银行董事长。
这类高管交叉调任也为两家机构之间管理经验与业务模式的交流提供了通道，新领导往往会将原单位的好方法、好经验引入新单位。
“我们行的新领导来自城商行，他在原单位通过商会资源成功拓展了不少对公大客户，现在也把这一模式带到我们行，推动我们借助商会开展对公业务。”前述南方省份农商行计财部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这种调动的背后，也反映出城商行与农商行之间的业务并非完全割裂，而是在地方金融生态中逐渐融合，尤其在“城商行下乡、农商行进城”趋势下，这种融合更加明显。
更深层次的背景在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从1978年的18%提升至2024年的67%，大量农村转为城镇，数以亿计的农民成为市民。这一转变为城商行提供了天然的业务拓展空间，同时也为农商行的客群结构与业务结构升级奠定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高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18个百分点，对应人口约2.5亿人，业界将这部分人群称为“城乡两栖人口”。他们在城乡之间往返，形成了独特的资金流。
“每到春节前，随着外出打工者返乡，大量资金从省外银行账户转入我们银行。很多银行春节前资金紧张，我们反而十分充裕。”西部省份某农商行计财部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重庆农商行在中期业绩会上也分享了该行与云阳县政府合作搭建的“全国云阳面工服务平台”案例。刘小军介绍，该平台背后连接着20万云阳籍外出务工人员，而他们开设的面坊贡献了全国鲜面市场70%的份额。通过该平台，重庆农商行在服务外出务工人员的同时，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商业回报。
在城市化过程中，不乏具有象征意义的案例。2010年江苏东吴农商行改制为苏州银行，成为全国唯一一家由农商行改制而来的城商行。当然，苏州作为经济发达地区有其特殊性，未来城商行与农商行的演变仍需持续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