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徐鲁青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病房请勿讲笑话》

癌症叙事往往带有沉重色彩，但《病房请勿讲笑话》或许提供了另一种写法。作者阿茼木在39岁时被诊断出无法根治的淋巴瘤，在随后的三年治疗过程中，她记录下与病痛、家人、朋友和医护人员相处的日常。

80后的阿茼木曾做过杂志编辑，如今是传媒公司策划文案、推理小说写作者、罪案播客主播。这本书不是一部医学手记，更像一份生活档案。作者既是母亲、女儿、妻子，也是患者。病房是背景，癌症是伴奏，但真正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陪伴化疗的母亲、既嘲笑又守护母亲的女儿、推销保险的邻居、科室里引领时尚的护士。

在治疗间隙，她把脱发后的假发当作幽默装饰，把日常的鸡毛蒜皮写成笑料，也写成对自我的安慰。书中的幽默并非轻描淡写，作者把“工作—生活”的琐碎视为抵御恐惧的武器：恶心时的机智处理、高烧时被叫出名字的触动、恢复嗅觉后闻到饭香的狂喜。疾病并不是叙事的终点，是人继续讲述、继续生活的另一种开端。

《和爱迪做个了断》

“整夜都用于编织我远离此处的新生活。”

这是爱德华·路易的写作起点。出生在法国北方农村，他原名爱迪·贝勒盖勒，父亲希望这个名字能带来男子气概。然而在那个环境里，男子气概意味着辍学、失业、酗酒与暴力。贫困通过代际复制延续，学校走廊里的羞辱与嘲笑，让他从小意识到自己是“异类”。

《和爱迪做个了断》就是这场逃离的开端。书中，路易以直白而尖锐的语言写下成长过程中的屈辱、抗争与绝望。他不愿重复父辈的人生，不愿做一个被规定好的“狠人”，写作成为他与过去决裂、重塑自我的方式。

这本书出版于2014年，当时路易年仅二十出头，却立即引起法国文坛关注。安妮·埃尔诺认为他将个人经验与社会结构紧密相连。《和爱迪做个了断》折射出社会等级、性别暴力与贫困循环的现实问题。或许文学不仅关乎个人的痛苦，也始终在追问社会如何制造、维系这些痛苦的过程。

《我该如何写作》

“用一只手去承受，去生活，用手指触碰痛苦和不幸。但还有一只手：那是写作的手。”

在20世纪女性主义思想史上，埃莱娜·西苏的名字几乎无法被绕开。她曾提出“女性写作”（Écriture féminine）概念。“我以女性的身份写作，这造成了什么区别？”无论是在写作还是在工作中，西苏始终在探索一个肯定这种区别存在的空间。

这本随笔呈现了西苏如何将哲学、文学与个人经验交织在一起。批评家S.M.吉尔伯特与苏珊·古芭认为，西苏阐释了父权结构中的语言逻辑。书里，既有对文学与艺术的具体论述：乔伊斯的语言实验、巴西作家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写作张力、日本画师葛饰北斋的视觉构造，也有对写作与性别关系的思考。她认为，写作不是抽象的技艺，是身体、性别与经验共同作用的产物。

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 1937— ），作家、剧作家、文学批评家，于1937年生于阿尔及利亚，母亲是从德国逃出的流亡者。她是詹姆斯·乔伊斯的研究者、欧洲女性主义研究的代表人物，参与了巴黎第八大学的创办，并于1974年在这里设立了女性问题研究中心，是全球最早的几个女性问题研究中心之一。

《污名陷阱：对高学历失业者的社会性围猎》

在当代社会，“努力就会成功”几乎是一种默认的信念，一旦失业发生，这套逻辑便迅速转向另一种指控：你没有工作，一定是你不够好。《污名陷阱》关注的，是这种由优绩主义神话所制造的困境。

本书作者奥弗·沙龙是美国知名的失业问题专家，他在长达12年的研究中，访谈了139位长期失业的中产阶级求职者。他们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丰富经验，甚至有人毕业于麻省理工、哈佛等顶尖学府，却依旧陷入难以摆脱的长期失业。沙龙指出，这不仅是个体的不幸，更是结构性的问题：招聘制度、社会偏见、家庭与社交网络共同构筑了一张“污名之网”，让失业者在财务、情感和身份认同层面承受多重打击。

书中呈现了失业者的具体处境：简历因“资历过高”或“空窗期”被拒；社交场合既要寻求机会又要掩饰尴尬；家庭关系在经济压力下变得紧绷；朋友逐渐疏远，甚至自我认同也在怀疑中瓦解。随着时间推移，外部偏见逐渐内化为个人羞耻感，形成恶性循环。这正是所谓的“污名陷阱”

在分析个案的同时，作者将这一现象放置在更宏观的框架下。他借助戈夫曼关于污名的理论和福柯对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批判，揭示了失业污名如何与制度逻辑紧密相连。在一个强调市场公平、个人责任的社会里，失业不再被视为经济结构的结果，反而被简化为个体的缺陷。这种叙事不仅掩盖了制度性失衡，也加深了失业者的孤立无援。只有将失业从“个人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才能避免污名持续扩散，并推动更具公平性的就业与保障政策。

《硅谷文化》

“技术使用会塑造家庭文化甚至家庭身份。当我们问是什么因素使家庭成为‘家庭’，而非住在一起的一群人而已，反复出现的那个答案是：‘我们能够一起做些事情。’对于这些受访者而言，家庭并不是一个天然存在着的概念，而是一个由共同行动塑造成的单元。”

人类学家鲁埃克在硅谷做田野时，发现大多数人对家庭的理解带有如上意义。当下人工智能的讨论中，硅谷常被视作前沿科技的代名词。然而，《硅谷文化》并不聚焦企业史或创业神话，而是将目光转向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作者J.A.英格利希-鲁埃克长期在硅谷开展田野调查，本书汇集了她25年来对300余位工程师、创业者、移民、家庭与跨国公司员工的访谈与观察。

这部作品强调硅谷作为“文化场域”的一面，书中展示出技术如何塑造人们的工作节奏、家庭关系：在“工作即生活”的环境中，个人如何调和职业与私人角色？全球化移民如何重建社区与归属？远程办公、社交媒体与平台经济如何改变家庭内部的互动？这些问题通过一系列故事得以展开。

与其说这是一本关于“硅谷成功”的书，不如说它是一部技术文化的民族志。人类学家的书写涉及家庭与职场的边界模糊，设备如何重组日常生活，以及技术隐喻如何进入语言与价值观。通过这些细节，读者能够看到数字社会的雏形，许多如今在全球普及的生活方式，早在硅谷人的日常中被实验与调整。

《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民众基础》

在欧洲史和政治学的研究中，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者迪伦·莱利在这本书里，试图重新理解这一现象。他以意大利、西班牙和罗马尼亚为案例，考察1870年至1945年间市民社会的发展与法西斯主义兴起之间的关系。

长期以来，托克维尔式的解释主张，活跃的市民社会能够保障自由民主，而社会原子化才为极权政治提供了土壤。莱利的研究却提出相反的观察：在国家制度力量薄弱而市民社会高度组织化的背景下，法西斯主义更容易获得动员的基础。换言之，市民社会并非天然的民主保障，而可能在特定条件下推动威权化的政治结构。

书中区分了三种类型的法西斯主义：意大利的政党法西斯主义、西班牙的传统法西斯主义、罗马尼亚的国家法西斯主义，并通过比较方法论展示了它们的差异。这一分析不止于历史范畴，也引入葛兰西关于文化霸权的讨论，对“威权民主”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挑战了学界关于法西斯主义与民主完全对立的既有共识。

《火星晚餐：改变地球未来的农业技术》

“登陆火星后，人类该吃什么？”加拿大学者丽诺尔·纽曼与埃文·弗雷泽在《火星晚餐》中，将火星饮食的设想与地球农业的现实联系了起来。

书中设定了一个极端场景：在稀薄大气和高辐射的火星上，传统农耕无法展开，人类必须依赖细胞农业、3D打印食物、微生物农场和藻类能源等技术维持日常饮食。这些“火星食物”，从藻类蛋白棒到打印鱼肉，不仅关乎宇宙殖民的可能性，也直接映射出地球农业的困境：水资源枯竭、温室气体排放、食品体系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作者强调的“火星思考方式”，即末日如何在有限条件下高效利用每一份资源、让每种产出具备多重用途，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革命。这种方式正在地球上得到印证：荷兰的垂直农场、日本的植物工厂、中国的“光伏+农业”模式。这本书不仅是一次关于太空移民的想象，也是一面镜子，让我们重新审视地球食物体系的可持续性。为了生存，我们是否必须先学会像火星人那样吃饭？

《王维十五日谈》

几乎每个人都能背诵“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但如果要具体说出这些诗句为何动人，往往难以回答。《王维十五日谈》尝试重新理解这位诗人，从固化的“诗佛”“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等标签中抽离，追问王维的真实面貌

本书作者李让眉是青年诗人、作家与诗词研究者，曾担任《跟着唐诗去旅行》纪录片顾问。她以十五篇漫谈为框架，结合历史与文学考察，细解王维的生平、交游、情感依托，以及他在音乐、绘画、佛教与诗艺上的探索。书中不仅涉及王维与盛唐的错位、与李白杜甫的差异，也关注他的家族处境与人生困境，展现他如何在责任与个人志趣之间寻找平衡。

作为家中长子，王维自幼承担家族期望，少年便孤身赴长安求仕；他在仕途上的反复、在宗教中的寄托、在艺术上的多重修炼，皆与其诗歌中的“宁静”息息相关。李让眉认为，这种宁静并非天赋的超脱，而是伤痛与自我修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