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观园》杂志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山大学历史系主办的月刊，旨在面向社会，传播、介绍中外历史知识，历史学家陈胜粦、蔡鸿生分任杂志社社长与主编，邱捷、林亚杰、林悟殊为责任编辑。[1]自1985年7月创刊，至1994年12月停办，十年之中登载文章五千余篇。
笔者因偶然的契机，获读整份刊物，览其全貌，感想良多。其中的学术内涵，自有值得钩沉抉隐之处；当年学界搭建桥梁、服务社会的热忱，编者、作者与读者间的密切互动，均反映着时代气息；学人群体的理想信念，在现实中的境遇、取舍，本身亦是可审视的“历史的切片”，故稍加梳理，以述其要。
《历史大观园》创刊号封面，和陈胜粦先生所作“发刊词”
一、创设
陈胜粦先生在《历史大观园》“发刊词”略谓，该杂志的发行，本意是“为历史工作者面向社会开辟一个场所，为读者们学习历史提供一个园地”。基于这种愿望，并且深信“历史知识能使人们扩大视野，开拓思路，增强走向世界的信心”，这份刊物得以问世，以在“中华民族正在打开国门，走向世界”之时，为造就“有能力面向现代化、有实力面向世界、有魄力面向未来”的“当代中国人”略尽绵力。开始的计划，是设置“中国与外国”“南国春秋”“港澳史话”“华侨史话”“古今人物”“名迹揽胜”“红旗谱”等28个栏目，随后声明：“举凡中外历史的有关知识，均属本刊介绍之列，不受已定栏目的限制。”
杂志规格初为16开48页，每期刊文40篇上下，自1991年起增加一个印张，改为64页，文章也增至每期50来篇，“各地都有来稿刊登”。作者群体中，既多有知名学者，也有在读的中学生。借助各个时间节点，编辑部对各方面的工作时常作有回顾和总结，由相关展望中，亦可见其热情与自珍的程度。
1987年7月，杂志创办两周年时，特登出了王季思、陈锡祺、金应熙三位先生的亲题贺语，有“蔚为大观”、“开卷受益”、“惠及后学”等勉勗之语，并以“编者的话”简短酬答，谓：“两年来，本刊得到海内外专家、学人和广大读者、作者以及各界人士热情的关怀与帮助，同时，我们还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其中有的给我们热情的鼓励，有的则提出善意的批评或各种有益的建议。这对我们办好刊物，无疑是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期待继续携手共进。
1988年3月，刊物出满三十期，杂志社举行的座谈会上，各方均表达了对工作的充分认可，称道“创办这样的杂志，是大学文科直接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种尝试”。从社会反馈看，当时“很多杂志订数直线下降，但《历史大观园》却不断增长”，可见反响热烈。一位读者来信这样提到，“每当《历史大观园》一到学校，其他历史教师就将她抢去，先睹为快”，可见挚爱之情。
1988年第3期，登载“庆祝出版三十期”座谈会消息
创刊两周年、五周年时，杂志所登载的题词与致谢
1990年，正值创刊五载，《历史大观园》在明显位置刊登陈树钟、林坚殊、郑炳衡三位先生的题辞：“弘扬祖国优良传统文化”、“声播海外”、“萃集中外历史弘扬华夏文化”，既是内外评价，也是自我期许的表达。又过三年，在1993年第10期，刊物特设专栏，庆祝“出满百期”，登载张岂之、夏书章、胡守为三位先生的文章，各陈所见。张岂之先生称：“人们需要普及性文化学术刊物，《历史大观园》有较高的发行数额证明了这一点。”[2]胡守为先生也提到：“《历史大观园》在普及历史知识的工作上，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我听到一些历史学专家和普通老百姓对本刊的评价，都说办得不错，应该是雅俗共赏的了。”并进一步地阐述其义：“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和现状，建设不同于他国的社会主义。要掌握中国的特色，必须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以至近代观念等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做大量工作，并将研究结果广为传播，使大家了解。改革开放，我们面临着要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国家、民族交往，除了他们的现状以外，对他们的历史也应有所了解。”从内容来看，杂志也始终践行着当初“发刊词”里所阐明的宗旨。
1993年10月《历史大观园》杂志出满百期时，所载夏书章先生的文章，和主编蔡鸿生先生《园丁说园》一文
在“庆祝出满百期”专栏中，主编蔡鸿生先生以《园丁说园》一文，作了整体的审视反思，认可“《历史大观园》是一块传播历史知识的园地”，同时也坦言：“传播易说，普及难言”（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而可“略感宽慰”的是，刊物没有因为迎合市场、“招徕顾客”而自降格调，能够坚持“惟文是从”。最后强调：“读史是为了求真，也是为了奋进。历史知识是通向明天的。愿百期之后的《历史大观园》，永远与时代同步，走向未来，走向世界。”同期所登载的征订广告，也提到“《历史大观园》自1985年创刊，至今已满百期。在广大读者、作者支持下，这个刊物克服重重困难得以生存，并办出了特色和影响”，表示未来“将继续坚持为广大读者服务的宗旨”，以更高质量回馈各界的期待。然而该刊此后只维持了一年之多，在1994年底出版至第114期便匆告停刊。后面看来，“克服重重困难”，“办出特色和影响”，既是高度的赞许，也是沉重的勉励。
二、论学
陈胜粦先生提到，《历史大观园》杂志“凝集了我们中山大学历史系师生们的心血和愿望”，因而也自带有学术渊源的深刻印记，几乎每期，都有中大校内师生所撰写的文章。作文最多的是历史系教师黄义祥，先后发表文章65篇，多为近代革命史、青年运动史的内容，其中与中山大学直接相关的便有24篇。黄义祥先生对中大校史的研究卓有建树，其当年讲述中大校史的众多文章，登载在受众面更广的刊物上，也增进了读者群体对这所学校的了解。
《历史大观园》主张走向大众，定位面向“初中以上的广大读者”，最初所设栏目，甚至也包括了“自学辅导”“高考题解”等项，后续亦有相关文章发表，体现广泛的兴趣与关怀。但如主编蔡鸿生先生所言，该刊实际并非通俗读物所可自限：“已刊的大小数千篇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很专的，材料也是很罕见的。”蔡先生本人为该刊所撰《唐宋时代的广州与阿曼》《〈皇清职贡图〉中的瑞典人》等文（1990年第6期；1991年第11期），即可为此作一注脚。
基于编者的学术关照，该杂志也时常登载较前沿的学术信息。如《摩尼教碑刻新发现》一文（1989年第1期），作者陈长城称：“1988年6月间，我在福建莆田市涵江区发现一块断碑，经拓印、拍照，寄请专家们鉴定，咸认为是摩尼教碑刻。”并对该碑的发现经过、周围环境、型制及内容作了整体介绍。在该文后，编者加了大段按语，进一步向读者介绍摩尼教的背景，和此碑被发现的意义：“陈长城先生所发现的这块断碑，就目前所知，便是世界幸存下来的独一无二的摩尼教碑刻。其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确实不可估量！”呼吁有关部门善加保护。
当时中外学界的交流，也在《历史大观园》多有体现。1990年第1期，编者特设专栏，提到：“今年1月初，瑞典著名历史学家、哥德堡大学约根·韦布尔教授一行5人访问中山大学，与历史系同行进行学术交流。下面三篇文章，是本刊为向读者介绍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而约写的。”专栏文章里，既回顾了中瑞两国历史上的交往情形，也道及当时学界的互动。读者可了解到：十八世纪前期哥德堡与广州的交通，“往返航行平均要用698天”；在当时的43次远航中，瑞典商人从中国“至少运回瓷器2800万件”；1986年起陆续开展的“哥德堡号”水下考古中，“最令人兴奋的是找到了一箱50公斤重的茶叶。经过240年的泡浸，这批当年从广州外运的武夷茶依然色味尚存”。[3]
《历史大观园》曾筹划有“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纪念陈寅恪教授”“纪念广东历史学会成立四十周年”专栏，反映了主办方的学缘与交往。所载多为学界信息，如《杜国庠与广东历史学会》，详细介绍广东历史学会的成立经过与后续影响，提到1950年8月，已回广东工作的杜国庠在得知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等人将在北京筹建中国史学会后，即“乘全省大专院校教师集中在岭南大学办暑假研究会之机，召集各大专院校历史系的教授开会，共商成立‘中国史学会广州分会’事宜，得到热烈响应，并推选杜老、陈寅恪、容庚、刘节、梁方仲、商承祚、李稚甫等教授为委员，这就是解放后广东成立的第一个学术团体。后来易名为‘广东历史学会’”。此后的“广东中共党史学会”“广东华侨历史学会”“广东孙中山研究会”等团体，均是由“广东历史学会”分出。1991年，正值辛亥革命80周年，《历史大观园》连续两期以多版面登载“辛亥革命在广东”主题图片展，并有周兴樑先生所作专文，介绍广东学界在该领域的成果，如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的《孙中山年谱长编》《辛亥革命运动史》等著。
1988年第5期“纪念陈寅恪教授”专栏
1988年第5期的“纪念陈寅恪教授”专栏，登载林亚杰、胡守为、张荣芳三位先生一组文章，从各方面介绍陈寅恪的学术造诣与相关历程。胡守为先生更从亲历者角度，回忆了陈寅恪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时期的往事，谈到不少细节之处，譬如当时“岭南大学的规模不大，学生总共一千人左右。读历史专业的更少，1950年那一届只有三人。有一个学期他讲授《唐代乐府》，仅有一名学生选修。虽然如此，陈先生照样上课，而且绝无半点马虎”，还讲到了：“陈先生一贯具有高度民族自尊心，当我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公布后，他深有感慨地说道：‘我国有了足够的自卫能力，便可不必依赖他人的保护伞了。’”
1989年第6期，发表黄萱《忆陈寅恪先生谈〈全唐诗〉》
曾任陈寅恪先生助手的黄萱女士，也有忆述文章发表，述及：“近日重读陈寅恪先生从前讲授的唐代史笔记，其中谈到《全唐诗》，使我想起陈先生生前的往事，他于工作余暇，常给我讲学术上的问题。”因记录下陈先生对《全唐诗》的见解，并加求证与诠释，“希望为将来修订《全唐诗》提供参考”。文称，陈先生曾谓：“校《全唐诗》应参用明朝本。《全唐诗》或原本经钱牧斋整理过。其中好的地方，都是牧斋做的。后归钱曾，然后由曾卖给季振宜。季乃盐商，清初人，很富有，是藏书家，但他恐无此学问。《全唐诗》虽只钤季的印，但无明言是他整理的。”又言：“全唐诗中令狐楚集有和诗，误为令狐楚诗。裴度《睡》诗，是他做的。整理《全唐诗》应先搜集明代各集的版本。因间有漏掉了作者的名字，因而误为前一作者之作品的情形。”[4]“以诗证史”是陈寅恪先生所倡立并广受推崇的治学理路，黄萱女士此处所述，则提示了“以史治诗”的相关取法。这些学术史料，因《历史大观园》而得保存，也体现其“学缘”与“学境”。
三、存史
蔡鸿生先生在《园丁说园》中介绍道：“稿件来自四面八方，作者分布各行各业。这样的‘杂’，正是《历史大观园》的活力所在。”然以专业学者主编“杂志”，或许不无内在矛盾——学术注重推陈出新，而面向公众“普及”知识，则更需要循循善诱。这样的落差，也确曾引起过编者的困惑，故有“启事”提醒作者：“文章务必尽量依据较原始的资料，或较权威性的著作，对只依据通俗读物撰写的文章，本刊将慎用。”（1988年第9期）强调依据“原始资料”，是治学态度的体现，也是针对稿件质量而表露的担忧，由于通俗性与大众化的定位，这种期许显然难求普遍落实，但该刊所登载的文章，往往含有较珍稀的素材。
如1988年第10期《胡适与邓絜的友谊》一文，作者即提到：“下面几首诗是我在整理祖父邓絜诗文时发现的。”并作解说，加以刊布。邓絜，字佛衷，胡适早年作旧体诗，1908年有《寄邓佛衷日本》一首，既已收入胡适文集。这篇文章所介绍的背景，及所发掘邓絜《春去赠适之》《海上怀绩溪胡适之》两诗，则提供了更丰富的背景信息。又如，1992年第5期的《燕子矶头的劝世碑》，其题记曰：“家父邵仲香，当年追随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学校，任该校农事指导员，对陶行知当年在晓师的活动、轶事知之甚多。去年7月8日老父以98岁高龄谢世，生前写就有关陶先生办晓师时文章多篇，本篇是其中之一，读来颇饶兴味，兹经整理于下，以飨读者。”这些温情的记录，让历史更加真切可感。
在此类的新文献中，名人史料往往更受学者瞩目，陈寅恪先生佚诗的发现便是一例。《历史大观园》1992年第8期，发表中山大学古文献所陈永正研究员的文章，提及自己一段独特的诗画因缘：“1968年秋，画家李筱荪君深夜过访，持罗雨山《藤花别馆诗钞》钞本一册，嘱为收藏。其封面有陈三立老人题签，扉页有陈寅恪先生题辞二章，为中华书局版《寒柳堂集》所未收。……1992年春，偶与书画家连登语及陈先生两首佚诗之事，连君大喜，谓曾从迂翁学诗词，《藤花别馆诗钞》为己亲笔抄录。”陈寅恪先生《题藤花别馆诗钞》二首，原先并不为人所知，正是由于这篇文章，才得以发表流传，产生反响。[5]
1989年第6期，发表陈永正研究员的《陈寅恪先生的两首佚诗》，录陈先生《题藤花别馆诗钞》二首：“招叟琴声犹在耳，罗君诗句又来投。老夫困卧炎蒸地，顿觉清凉似暮秋”；“乡邦风雅久陵夷，况复而今异昔时。借问多才罗雨子，不知持此欲何之”。
因与孙中山先生的特殊渊源，中山大学的研究传统，也奠定在学界的影响力。这层联系，亦体现在《历史大观园》上，常有相关来稿，交流新见文献。如该刊1987年第1期，发表翠亨村孙中山故居陈列馆张佩茵的文章，介绍：“最近孙中山故居收藏了中山先生给两女儿的一封信，信中父亲对女儿的深情和慈爱溢现于纸上。该信是孙中山先生1910年12月往欧美筹款，将抵巴黎前写的。这时，孙娫、孙婉与其母留在马来亚槟榔屿。远隔重洋，孙先生仍抽空写信将自己的行程告诉女儿，并沿途选购一些名胜风景画片，托朋友千里迢迢给她们送去。”信件全貌也随文公布。1994年第12期，又发表日本神户孙中山纪念馆蒋海波的文章，披露两则孙中山先生在海外的资料，并解说道：“1913年2、3月间，孙中山赴日本访问，受到日本朝野的欢迎，他的大多数活动与言论都被记录下来，成为研究孙中山的重要资料。……当时作为基督教徒的孙中山曾出席东京（2月23日）、大阪（3月11日）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颇具规模的欢迎会，均发表了演说。两次演说都不长，但从内容看却相当重要。特别是在大阪的演说中，孙中山首次公开地使用‘大亚细亚主义’的概念，并作了‘亚细亚主义不外乎世界主义’的说明。对孙中山出席这两次欢迎会，台湾出版的各版《国父年谱》均无记载。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年谱长编》有简略的记载，但没有收入演说的内容。笔者因偶然的机会读到日本基督教会的书刊，发现了孙中山这两次演说的记录。现试将有关报道和孙中山的演说译成中文，以便更多的学者了解这些珍贵的资料。”并附上两篇孙中山先生当时演说报道、记录的中译文。[6]
《历史大观园》多有文章介绍孙中山研究的新史料
对孙中山先生流存民间的文献，《历史大观园》也常起到搜集、刊布的作用。该刊1989年第2期的文章，便介绍了广东省斗门县井岸镇泥湾村孙国强家珍藏的墨迹——“是目前保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幅孙中山为百岁老人的亲笔题字”，谓：物主的祖父有兄弟4人，作为侨商，曾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深得器重。1919年孙中山获悉其家母百龄大寿后，在照片上题写“淑德高龄”、“孙母周太夫人百龄晋一荣庆”（落款“孙文敬祝”，并钤“孙文”朱印）。孙中山先生所作《孙周太夫人期颐祝词》，共六句54字，也随该文登载。[7]另有一些文章，则是对于已公开文献的重要补充。如1994年第11期，陶维墀的《孙中山题写“经纬万端”纪事》一文称：“近见《孙中山集外集》中有1916年8月20日赠先曾祖陶荫轩‘经纬万端’的横幅，为道其始末。该横幅乃是日晚，先曾祖在绍兴花巷布业会馆宴请后，先生当场挥毫赠予的。并非‘陶荫轩先生属’而是‘荫轩先生正之 经纬万端 孙文’，下无钤印。”文章并讲述了更多相关信息，提到：“荫轩公为光复会会员，自其父琴士公起，开设陶泰生布店，世长布业与商会，富于财又喜交革命人士，公与先生相交，尚在清末，为革命筹款事，由族叔陶成章（焕卿）介绍而频通鱼雁的。今可知者：1912年中山先生任筹划全国铁路全权，11月9日专程来杭，会见实业钜子，进行筹款，公应邀而往，后同谒秋瑾墓，照片犹存。”文中详细描写当时（1916年8月19日）孙中山与陶荫轩的交谈，涉及了对陶成章遇刺的评议，所载孙先生言论，称：“仆与焕卿（陶成章）早年共事，奔走革命，驱除鞑虏，虽间有龃龉，其志则相同，决不愿置其于死地！……英士（陈其美）虽与仆同事，易独行，易相左，果英士所为，今英士亦遭暗杀，冥冥相报，可解恨乎！”并记述了8月20日孙先生出席布业会馆活动时的谈话。[8]作者在文末自言“（孙中山）先生于绍兴留三日之伟踪，父老传之，家乘记之，而先考戊辰年日记记之犹详”，其提供给该刊的，实际是甚独家的内容。
夏书章、李锦全先生回忆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国立中山大学
除历史文献外，保存当代口述史料，也是该刊的关注点。在“出满百期”纪念专栏里，夏书章先生撰文呼吁加强口述历史（oral history）的搜集工作，认为：在过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方面有价值的内容已大量损失，“有的机会稍纵即逝，难再捕捉。特别是某些带关键性的人物，若在丧失记忆或离开人世以前，未能将鲜为人知或不为人知的事实、真情、细节等口述传世，便必然会在历史上留下不少难以索解的‘谜’”。而其本人先前已有现身说法，曾作《解放前夕“国立中山大学教授活命大拍卖”杂忆》，讲述自己所知悉的情形。
文章很快便得到回应，几个月后，同为当年中大学子的李锦全先生，也在该刊发文称：“前几天看了1992年第6期《历史大观园》里登载夏书章同志一篇杂文，题目是《解放前夕“国立中山大学教授活命大拍卖”杂忆》。夏老所写教授活命大拍卖的情况我是亲见的，当时我是中大历史系学生。读过夏老的文章后也使我浮想起一些往事，就是这里说的两副对联的杂忆。这件事情太小恐怕不会有多少人注意，但对解放前的中大，我认为也算留下了一点历史印记。”并复述了1949年元旦在中大文学院宿舍楼及食堂前挂出的充满抗争色彩的门联。[9]这些当事人所留存的记忆，都丰富并生动化了对相关历史的认知。
此外，还有一些不经意的叙述，也透露了可留意的历史细节。如有一篇讲述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历史的文章，提到园中“纪功坊”顶部的自由女神像，原为护法运动时期美洲华侨所雕赠，在后续的时代潮流里，曾被多次撤去，多次恢复，直到“1980年国家和广东省政府拨出大批款项对陵园进行了全面修复，1981年新塑的自由女神像再次树立，新像比旧像增高一米左右，显得更加雄伟”。（1988年第8期）这些描述，为后人记下饶有趣味的史实。
《历史大观园》还记录着一些文学交流，如1986年第7期，有“编者按”称：“香港名作家梁羽生先生以创作武侠传奇小说著称于世，其作品早已脍炙人口，近年来，梁先生在创作之余又写成关于楹联掌故的佳作百余篇，本刊将从今期起陆续刊出，以飨读者。”此后三年之间，相关内容连载了14次。梁羽生先生本名陈文统，1944年入读岭南大学，1949年毕业后赴港发展。岭大在后来院系调整中与中大合并，改革开放之初的稿约，也使这段旧时渊源得以再续。
名作家梁羽生在《历史大观园》连载多篇楹联掌故
四、辩疑
《历史大观园》既是旨在传播知识的“园地”，也是编者、作者、读者之间密切交流的平台。陈胜粦先生即提到，当时“爱好历史的朋友从国内外给我们来信，要求解答各类历史问题，对我们表示信赖，鞭策我们面向社会”。（《发刊词》）这种互动性，亦为该刊创设的重要背景。杂志最初设有“咨询答题”“大众信箱”等栏，便是这一取向的体现。此后读者纷纷来函，提出各类疑问。编辑部安排专家学者分别给出细致的解答，但随来信日益增多，这种交流方式不免受到制约，逐渐难以为继。[10]然而围绕已刊文章及相关议题，读者依然踊跃寻求交流，形成许多自发的探讨，刊物因而另为安排“读者园地”“争鸣园地”等栏。
不能断言所有读者都很认真，但是《历史大观园》确有一个极细致的读者群，时常就所发现的疏漏提出指正，甚至标点、插图，均在“审查”之列。[11]另有一些话题，由于具有较广泛的关注度，相关争论往往持续较长时间，譬如有关观世音的讨论，《历史大观园》数年之间登载多篇来稿，从不同方面展开论说，并多针对先行文章的欠妥之处，不断发掘、展示论据，反复提出商榷。经此过程，将有利更多读者获得更全面的认知。如蔡鸿生先生所介绍的，“绝大多数作者，与编者素昧平生”，《历史大观园》并非“同人刊物”，而有较高的开放度，此类“争鸣”得以持续开展，反映的是编辑部的开明态度，也体现刊物的吸引力。
“读者园地”栏目的开辟，提供了重要的表达空间。除去不胜枚举的细节勘误，很多讨论实兼具着学术批评功能，这是难能可贵的。如该刊1991年第8期，有作者提到：“拜读了《历史大观园》1991年第3期所载蒋同明先生的《总前委在瑶岗》一文，获益匪浅。然而略感不足的是，该文在史实上有好几处明显存在错讹，使本来一个很好的题材出现了不应有的缺憾。比如，把显然不属于总前委做的工作，或者把总前委在其他地方做的工作，都写成是总前委在瑶岗所为，使人难免会产生牵强附会和张冠李戴之感。”并引证材料，匡正相关问题。又如1994年第10期的《“白马会盟”地址正误》，作者提到：“最近重读《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7月版），发现该书第1922年12月26日条记载：‘受孙中山以大元帅府名义委任的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杨希闵、中央直辖桂军第一路总司令沈鸿英、中央直辖桂军第二路总司令刘震寰等，各派代表在广西藤县大湟江白马庙举行会议（‘白马会盟’），会商讨陈战略和合作条件。’会议地点的地名有混淆错误。”该文经考证指出：“这一长串地名，其实是广西三个不同的地方，各各相去甚远”，“会盟”地点的准确表达，应订正为“广西平南县白马墟”。
《历史大观园》也常有行家里手来文，针对已刊文章加以补正。1993年第6期便有刊登来稿称：“贵刊1992年第11期刊发了《巨奸梁鸿志伏法记》一文，详细讲述了梁逆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伏法的过程。我长期在提篮桥监狱工作，近几年又一直在编写监狱史，查阅过大量的资料，并访问过枪决梁逆时在场的看守长柏其林先生，感到《伏法记》中有些情况（如地点、时间、细节）与事实不符。而有些不确切的说法多次出现在书刊上。为免以讹传讹，今特将有关情况记述如下。”还有一些文章，引来同好者的热忱发声，如所登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衷尔钜研究员的来文，即谈到：“读了王勇先生在《历史大观园》1994年第2期发表的《陈元赟与日本柔道》，感到十分高兴，这位在国内被湮没无闻近400年之久的明清之际杰出的学者、诗人与方伎家时至今日毕竟还是有人注意到了。”并从专业研究者的角度，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介绍与说明。（1994年第7期）
此外，杂志中也常可见作者之间建设性的讨论，或告知以更前沿的资讯，或发掘出更一手的文献，或提出更公允的论断。经多方的论难与验证，先前许多有意无意的误解，以及不足为信的错谬，也得到了必要的澄清。对于作者，自是一种切磋砥砺，对于其他读者，则在获知具体信息内容以外，还有更重要的慎思明辨的思想启迪，如王国维的诗句所言：“知识增时只益疑。”而实际上，《历史大观园》多有文章注重此义，如在谈历史教学法时，有作者即强调对“知识性差错”应保持有敏锐性，甚至对于教科书中某些说法，也应当有怀疑态度，才能“培养严谨治学精神”。[12]其“创刊号”的文章，便已论述“读书与怀疑”的关联，引证《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之言，与陆九渊“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的警句，反对不加思辨的信从，[13]这些都是深有见地的。相比于具体问题的答疑解惑，刊物日常所传递的意识与思维习惯，将使读者有更好的心领神会。
五、终章
《历史大观园》杂志自创刊后，每年都发布有“征订启事”。由其内容可知，订阅业务是由全国各地邮局办理，一般于每年11月间，办理第二年的征订工作。故当节点临近，该刊都会登载消息提醒读者继续订阅，已成多年惯例。1993年第10期，该刊照常发布公告，“请各位读者注意邮局收订时间”，然这已是最后一次有关通知。到了1994年第12期，杂志末页登出宣布停刊的启事：
《历史大观园》自1985年创刊以来，承蒙广大读者、作者的厚爱和支持，在普及历史知识、弘扬中华文化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目前高等院校正在深化改革，为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搞好教学与科研，我们再无力兼顾这个刊物的编辑。征得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意，《历史大观园》于1994年12月以后停刊，1995年不再发行。已办预订手续的读者请到邮局退款。在刊物即将停办之际，谨对几年来热情支持我们的读者、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对因本刊停办而增添了麻烦的读者和邮局工作人员表示歉意。
《历史大观园》最后一期封面与末页所登“停刊鸣谢启事”
主办方是何时、如何作出这个决定，外人难以得知，但由其登载的一些信息，已可看到些许铺垫。主编蔡鸿生先生曾言：“忆自创刊以来，惨淡经营，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想更上一层楼，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论“普及历史知识，弘扬中华文化”，还是“为历史工作者面向社会开辟场所”，这些高远志向，在刊物开始具体运作之时，即不得不受现实的制约。人力吃紧等方面难题，很快便有显现。创刊之初，编辑部曾设想过“来稿不用即退还”，后续则明显有其难处，先是委婉告知，“为集中力量搞好编辑工作，本刊决定今后一般不再退稿”，继而再三声明：“本刊人手不足，无法退稿”；“限于人力和经费，对不用稿不能一一退还”；“限于人力、财力，本刊无法退稿，望见谅”。是为其中一个侧影。
另是财力与物价的因素，有当事者认为，《历史大观园》的停办，主要由于“经济条件等原因”，指出当时历史学等“创收无门”的专业，“一度处于求生存的困难境地”。[14]《历史大观园》前后创办十年，也留下了有意思的印记。1985年创刊时，定价0.45元，此后几乎每年都有增长：1986—1987年为0.52元，1988年0.62元，1989年0.95元，1990年1元，1991年1.3元，1992年1.5元，1993年1.8元，1994年2.5元——前后相差五倍有多。据主流媒体的大体分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涨价幅度为：1985年9.3%，1988年因“价格闯关”，达到18.8%，1990年曾急降到3.1%，1994年则又达到24.1%，“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物价峰值最高的一年”。[15]即使是社会普遍存在的情况，编者却仍在为刊物的涨价，尽其耐心解释的义务，或谓“由于纸张的涨价与印刷加工费的提高”，或称“为尽量做到收支平衡”，表示情非得已，也隐含着些许歉意。
至于“停刊启事”所指向的“目前高等院校正在深化改革”，或可援引另一学者之说以为旁证，大体谈到：当时学界内外环境变化，一方面是“面对着迅速的通货膨胀，国家用于高等教育的经费明显不足”，一方面是“来自行政部门和社会各界对教学与研究的干预明显增加，尤其是在增强竞争意识、打破‘大锅饭’的名义之下，各种各样的检查、评估没完没了，学校内部的管理体制和行政运作机制也变动频繁。这种情况，毫无疑问会对正常的教学和研究秩序产生冲击，对人文学科的学术传统和研究习惯更是严峻考验”。（《陈胜粦教授纪念集》，第102页）如此一来，本就“惨淡经营”的学刊，最终选择退出市场，大概就是当时大环境下的最优解。这种风气转变，影响及今如何，则是各人冷暖自知的体会。
回过头看，《历史大观园》杂志的创办，更是对于一种信念的勇敢践行。在百业待举的时代情境下，在“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开放气象中，一群学者主动面向公众，以自觉的启蒙意识，作真诚的平等交流，旨在推动国家、社会的进步，增强面向未来的信心与素养，得到作者与读者的厚爱，得以延续十年时间。后来面对现实考量，面对高校改革所带来的教研秩序的重组，在“无力兼顾”的自白里，其最终的抉择与取舍，也是留给今人的一个思考。
目前可见的资料中，鲜有对《历史大观园》的直接提及，但由为数不多的忆述，依然可见其一定范围的影响。如有文章讲到，“那时（20世纪80年代末）大学念历史学系又喜欢动笔的学生一定知道《历史大观园》”；[16]停刊多年之后，“仍有读者过问”。如今翻阅这份“过刊”，其中随处可见的闲情逸趣的雅致，批判精神的锋芒，文化传承的担当，依然鲜活可感。强调学术求真的本质，坚信历史知识的功用，寄寓面向未来的期许，无不体现高层次的精神关怀。
《历史大观园》1993年第2期，所登出的“永芳堂”旧影，以及“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将树立十八位近代先贤铜像人物简介”
该刊1993年第2期，特以纪念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永芳堂”）的竣工，所载专文里，写到其独特的建筑特征——“循序而上的六十级台阶喻示国家的发展与进步；舒展的两翼象征着开放的国门”——恢弘气象跃然纸上；介绍捐建者的情怀——“他铭记父亲（姚永芳）的遗训：‘中国人在海外无论怎样有钱有地位，如果祖国不富强，也是抬不起头来的，更不要说扬眉吐气了’”——寥寥数语，赤心可鉴。[17]该“专号”上，还报道了“十八近代先贤铜像”将落成的消息，对林则徐、魏源、洪秀全、冯子材、邓世昌、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严复、容闳、张謇、黄兴、孙中山、章炳麟、秋瑾、蔡元培、詹天佑分别作了介绍，并有史家陈锡祺先生撰文、书法家廖韫玉先生书写的《永芳堂记》拓影，其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研究近代中国，振奋民族精神，以利国家建设，此诚海内外炎黄子孙所认同者也。”后世经历变迁，景观早已不在。时隔多年，再从这份存世十载的刊物，回首一代学者曾有过的壮志、热忱与品格，不由令人想起黄庭坚的意境深远的一句诗，“江湖夜雨十年灯”，其上句是“桃李春风一杯酒”。后世人们有多少的感怀，当初人们就当有多少的欣悦。
注释：
[1]据该刊1988年第1—7期所署。
[2]张岂之：《加强道德伦理遗产研究》，《历史大观园》1993年第10期，第2页。
[3]这一沉船茶叶样品现藏广州博物馆。
[4]黄萱：《忆陈寅恪先生谈<全唐诗>》，《历史大观园》1989年第6期。
[5]后来学者为陈先生诗作笺释，论及这两首诗，所据便是当年《历史大观园》的这篇文章。见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上卷，第444—445页。
[6]蒋海波：《新发现的孙中山在日本的两次演说》，《历史大观园》1994年第12期。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的《孙文全集》中,收入了这两次演讲不同风格的译文（蒋海波译，石川祯浩校），可为参照。见《孙文全集 第十册·演说》,第241—243、256—258页。
[7]区达权：《孙中山为孙周太夫人的题照题词》，《历史大观园》1989年第2期。陈旭麓、郝盛潮先生后来主编《孙中山集外集》，收入上述文献时，依据的便是《历史大观园》最初发布的内容（见《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32—633页）。
[8]陶维墀：《孙中山题写“经纬万端”纪事》，《历史大观园》1994年第11期。据笔者较有限的涉猎，学界新近成果如《孙中山史事编年》（2017年）、《孙文全集》（2021年），均未收录这些内容。
[9]李锦全：《“两副对联”的杂忆》，《历史大观园》1992年第10期。文学院宿舍楼门联内容为：“听战鼓雷鸣，迁都乎？搬校乎？万事休提，且咬菜根辞旧岁；看阳春雾霭，民主也！自由也！一腔抱负，还将心意寄来年。”食堂门联内容为“但愿来年菜有肉；莫如去岁饭渗沙”。
[10]1987年7月，编者已称：“由于人力有限，对于读者的来信，我们无法一一作复。”1988年9月，该刊登载的通告也提到：“不少读者来信提出问题要求解答，对其中较有普遍性、可读性的，本刊尽量组织专稿公开答复；其他问题，限于人力、版面，不能一一回答，望读者谅解，请就近请教老师。”
[11]如有读者来信指出：“读贵刊1988年第10期，发现第26页—27页《新四军皖南两次“反扫荡”》一文的标题有误，应为反‘扫荡’。引号只能将‘扫荡’引住，否则贬低了新四军的反‘扫荡’斗争。”另一读者的来信则提到：“贵刊作为一本历史刊物，插图一贯比较精确，……但笔者最近发现1990年11期《现代医学的奠基人——韦萨留斯》一文插图与1989年12期《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一文插图一模一样，其实两者内容并不相同，一是介绍出生于比利时的16世纪解剖学教授韦萨留斯，一是介绍公元前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特斯。显然，这两处用同样一幅插图是不负责任的，难道该图中人物既是韦萨留斯又是希波克拉特斯吗？历史插图应有科学依据，要符合史实，否则就会闹出宋人戴乌纱、明人戴幞头的笑话。”（见《纠正标点错误》，《历史大观园》1989年第2期；《历史插图应有科学依据》，《历史大观园》1991年第4期）对此类意见，编辑部多以“来函照登”的方式表示接受。
[12]潘任巨：《激发学史兴趣 培养严谨治学精神》，《历史大观园》1988年第10期。
[13]王文亮：《掩卷之后三题》，《历史大观园》1985年第7期。
[14]黄义祥：《与胜粦相处的日子》，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编：《陈胜粦教授纪念集》，2004年，第67页。
[15]陈乐一、张丹：《改革开放以来物价周期波动及启示》，《人民日报》2016年4月18日，第16版。
[16]柏峰：《船靠岸与岸靠船——回忆蔡鸿生老师的教诲》，林悟殊主编：《脱俗求真：蔡鸿生教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65页。
[17]关晓红：《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它的捐建者姚美良先生》，《历史大观园》199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