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秋后猖獗的蚊子都不再以我为首选时，我就应该意识到自己已逐渐老去。但真心惊觉这一点，是在掰着手指头计算之后——自2005年夏季毕业以来，我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也已经20个年头了，而按照最常见的情况，一个本科生毕业怎么也得二十有余，意味着其职业生涯也就不足四十载，而我竟已在浑浑噩噩中虚度了其中的一半以上！当然，这还是没延迟退休的算法。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抚膺喟然，自伤老大，于中文系出身的我来说，在中国文学史里见得太多太多，猛地轮到自己，还真不适应。既来之则安之，那就“照规矩”来，整点仪式感吧。于是收拾残丛，将年来述作略加董理。平生文字本不足观，在职业生涯过半之际，聊以此举来检视和鞭策自己，如是而已。

年少失学，根底浅薄，早岁文字无可留存；毕业后负笈西南，供职巴蜀书社，独索冥行，所得盖寡。故而以入职中华书局为始，迄于今秋。录存谨守三不收：命题、代笔者不收，无甚新意者不收，未发表或未经师友斧正者不收。循此得文30篇，勒为三编。

上编为主要是担任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近现代史编辑室图书编辑时之作品。研讨现代学人旧体诗词之论文，虽起草于读书期间，然发表较晚，其间多所涂乙，略志早岁求学之稚嫩。由我的第一本书回忆两位前辈的文字，本拟投稿给我的作者卢礼阳先生于《温州读书报》组织的专栏，后以忆旧多于言书而作罢，列入此处聊志鸿雪，作为在巴蜀书社工作的点滴记录。后两篇大体完成于入职中华前两年在历史编辑室的时候，可见其时尚有余闲读书写作。此后奉命参与组建近现代史编辑室，主要承担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等基本文献类产品线，工作日渐繁重而所作亦多与此有关，直至2017年底告别专职图书编辑岗位。最末一篇虽成于此后，但系追怀此前工作者，亦入此编聊为收束，会心者或可感受到一个一线小编离开倾力多年而充满感情的岗位时的不甘与不舍。

下编为负责学术期刊《中国出版史研究》后所作，多关乎古籍出版与中华书局局史，最末收录了2018年受聘为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学术委员会常务理事和2024年受聘为中国编辑学会编辑出版史专业委员会委员这两个学术会议上的发言，作为我奉命“改行”从头学起的拙劣答卷。

外编所收，则是离开近代史图书编辑岗位后又关乎近代史的文字。为天津饮冰室的文创图书梁启超日历所写序言一篇，虽系奉命，但块垒在胸、别有怀抱，尚非寻常应酬之作，故作为本编之开篇，亦稍存振作精神、无负今日之意。几年间，我在师友勉励与扶助下整理出版了新编戊戌六君子集3种、汇校本《仁学》和增订本《谭嗣同真迹》，其前言和出版说明虽无甚发明，然于文献资料之搜求、整理方法之改进略有所思，故而辑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海斌教授惠我实多，我勉强可称作研究的文字多承他的分享、鼓励与指导，收录为其撰写的书评和受他邀请参加复旦青年读书会的发言稿，以记取这段珍贵的学术情谊。又蒙湖南卫视“金鹰纪实频道”和凤凰卫视大视野纪录片采访，就所列问题略述己见，成片未能全部保留，亦敝帚自珍录存于此，以见当日之思考。在我接手期刊工作之初，参会组稿压力颇大，学术会议无文难入且效果有限，于是不揣浅陋勉力为文，经年而积稿盈箧，而多与谭嗣同有关，谭与媒介融合、谭与美术传播、谭与非书文献……不一而足。友人见我无论何主题之会议言不离谭，笑称“已入魔道”，谭嗣同农学论著之文即可见一斑。至若其他论文，多以“近代史+出版史”为主题，当别为次第，今仅录存二序以见梗概。

附编为文人积习所造语业，然以多关乎编辑出版和学术活动，即便一己牢骚之语，似亦可当出版生活史之资料，姑置卷末。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编中关于孙中山著作出版的文章是我与同事李闻辛编辑合撰，下编汇校本《仁学》前言则系与张维欣女史一同完成。本来各自承担的部分可以区分，但此二人一为曾经同砥砺、共风雨的工作伙伴，一为导我进入谭嗣同研究领域的挚友，多承二位雅意俯允收录全文之请，谨致谢忱。

我所在的中华书局是一个历史悠久、名家辈出的老牌出版机构，许多为人称道的学者型编辑至今仍是学林佳话。我是其中平凡而蹩脚的一员，未能给这家殿堂级出版机构做出什么贡献。比起那些前辈，真是惭愧无地。而我在中华的十几年，也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所谓“学者型编辑”境遇的变化，这种变化令我困惑。随着社会文化发展和专业分工细化，编辑与学者的距离越来越远，“学者型编辑”一度被明确为不再需要，早先那些前辈的成长环境也已不再。有感于此，我曾在第三届编辑出版青年学者论坛提交了关于“学者型编辑”认识误区与培养困境的论文草稿。是我莽撞了，这篇草稿至今未能完稿，因为这或许是一篇永远难以完篇的文章吧。时代的移步换景，业态的日新月异，媒介的瞬息万变，学术界的知识生产模式乃至考评要求……太多太多的变量需要观照、分析、省思。找一个、一些乃至一堆“学术助力编辑工作”的例子再简单不过，号召、提倡培养“学者型编辑”的口号、“进路”更是耳熟能详、连篇累牍；但是，那些不直接创造价值的学术积累和学术活动如何纳入考核，有什么具体举措可以让编辑像完成KPI一样重视自身学术水平的提升，恐怕就没这么容易了。出版业界的现实是，编辑中的佼佼者转行进入高校科研机构的成功案例远远多于反向的人才流动，而相当比例甚至是占多数的一线编辑（非领导）其学术积累的时间、精力与意愿也非但没有充分调动起来，甚至有越来越唯KPI的倾向。这也是我把相当一部分作品列为“外编”的原因，毕竟那是当前通行编辑工作考核中的“不务正业”。

我对“学者型编辑”这一出版史上著名概念的辉煌过往和尴尬现状的看法固然有些悲观。但无论如何，这个词毕竟凝结了太多憧憬，它可能是有学术功底和学术追求的年轻人愿意在高校科研机构之外还会把出版业当作职业选择之一的最重要因素。而在一部个人文存的自序里饶舌于“学者型编辑”，绝非敢以此自诩，其初衷有二：一是提供案例，以自己工作实践中体会的编辑与学术之间的拉扯和挣扎，为同样关注这一问题者（无论是出版学研究者，还是徘徊门外的即将入职者）参考；二是表达感谢，若非幸运地就职于刚刚启动了“名编辑培养计划”的中华书局，若非同样幸运而更惶恐地入选此计划而获得“实打实”的支持，这部小书的出版也不大可能。

儿时的我在翻看字典时对书名号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兴趣，好奇于这尖尖括号里的东西何以能够当成字词解释的依据被人们奉为典则。于是我做了一件可笑的事，把所有带书名号的（那时我还分不清篇目和书名）抄录在一个小本子上，结果字母C都没抄完。上学时从语文课本与选修读本、课外书上分别读到三篇作品，对我志趣的形成与固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是都德的《最后一课》、余秋雨的《道士塔》和郑振铎的《劫中得书记》。此后就矢志与书为伴，终致成为一枚小编。“无非书奴”是我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QQ名，二十多年从未改变。

年轻时以为编辑是世上最美好的职业，能满足爱读书的需求还能给我开工资。从业二十年来，也有无数朋友特别是年轻朋友问我编辑是不是一份好工作，我却渐渐从不假思索到欲言又止。有时难免觉得，编辑出版类似于钱锺书所说的“围城”，但这是座反向的围城，外边的人不大愿意进来，里头的人又不大舍得出去。而我仍愿留在这座围城里，忽悠外头的人多进来一两个、里头的人多坚持一两天。

我的视频号“手民老张”之按语为：“纸背藏身，甘为手民，为无益事，做有心人。”姑且截取前四字当作书名，谨以一介手民藏于纸背的悲喜，献给我仍热爱的编辑工作。

本文为《纸背藏身》（张玉亮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