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7年5月30日，绍圣四年四月十七日，苏轼接到将他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的告命。（孔凡礼：《苏轼年谱》，卷三十六，中华书局，第1261页）谪命于4月4日发出，近两个月后，抵达他谪居的惠州。苏轼来不及和咫尺间的苏辙惜别，内心不免困惑，并将不解和不平倾诉在给苏辙的诗中，“胡为适南海，复驾垂天雄”。他为何被贬往天涯海角？

苏轼像

开宝四年三月，太祖“以岭南儋、崖、振、万安等四州隶琼州”，即今海南省；熙宁六年十一月，“废儋州为昌化军，崖州为朱崖军，万安州为万安军”。宋初，琼州隶广州，昌化军即原儋州。“别驾”属“流外官”，视同胥吏。

宋代贬谪地有“近里/远恶州军”之分，宋朝政治文化中，贬过岭表涵义不一般，“过海”更是极致。宋代有案可稽的第一个贬往海南的是卢多逊。开宝六年九月十九日，卢多逊参知政事；九年十月二十日，太宗即位；二十七日，卢多逊拜相。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十七日，赵普再入相；七年四月七日，卢多逊罢相。太宗与秦王廷美“兄弟阋于墙”，“普廉得多逊与秦王廷美交通事”，赵普借机扳倒卢多逊，报复卢昔日“屡短之于上前”。

继卢多逊后，八年四月，枢密副使弭德超诬告枢密使曹彬谋变，希望取而代之，结果，自己流放琼州；乾兴元年七月，章献皇后以“春秋无将，汉法不道”为名，将丁谓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史料所及，卢、弭、丁以后，仅盛梁、齐化基，二人官职低微，且均在大中祥符元年九月以前。

元祐间，“车盖亭诗案”起，四年五月丁亥，前宰相蔡确“责授英州别驾、新州安置”。新州，今广东省新兴县，属大陆范围，右宰相范纯仁仍然认为，这个口子不能再开，“此路荆棘七八十年矣，奈何开之？”

总之，真宗朝以来，再未有人贬岭南，更遑论“过海”。所以，苏轼过大庾岭，已有“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之叹。（《苏轼诗集》，卷三十八，《过大庾岭》，中华书局，1982年2月第1版，第2056页）另一方面，前后贬过岭表，曾任宰执、侍从以上的文臣，无一不涉及宫廷政治，或与皇权争斗有关。

绍圣间，内侍陈衍先于苏轼“配朱崖军”，继苏轼以后，已故宰相吕公著、司马光、王珪追贬海南，四人罪名也无不与宫廷政治息息相关。具体而言，他们都涉及“宣仁之诬”，有“逆党”之嫌。

“宣仁之诬”是“徐邸案”的先声。苏轼贬海南，或许因为他与“徐邸官”走得太近。陈衍出自“徐邸”，苏辙被指“阴结宦官陈衍，伺探宫禁密旨”，（苏辙：《栾城集》，附录二，《苏颖滨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8月第1版，第1401页）“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苏轼作诗，有“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之语，琼州差一点就成为苏辙继雷州之后的下一站。（《苏轼诗集》，卷四十一，第2243页）

一

赵颢，初名仲糺，是英宗和宣仁皇后次子，神宗同母弟，哲宗皇叔。神宗即位，初封昌王、岐王、雍王；哲宗即位，先进封徐王，后继封冀王、楚王。

绍圣四年闰二月十九日，苏轼责授琼州别驾；四月十八日，吕公著特追贬昌化军司户参军，司马光特追贬朱崖军司户参军；二十四日，追贬王珪为万安军司户参军。

元丰末，《资治通鉴》成书，司马光荐同编修范祖禹，除秘书省正字，范祖禹赴阙任职，司马光为他饯行，言语间将太皇太后比作北齐娄太后，而“娄太后废其孙少主殷，立其子常山王演”。（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5月第1版，第16-23页）邢恕因此认为，司马光怀疑太皇太后欲废哲宗，改立赵颢，而“雍王颢有觊觎心”，宰相章惇则进一步诬陷司马光撺掇太皇太后效法娄太后。

学者王化雨认为，章惇、邢恕炮制“司马光案”实属“构陷”，目的是“向哲宗输诚纳忠，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王化雨：《北宋绍圣“逆案”新考》，《历史研究》，2024年第6期）但比“宣仁之诬”或“司马光案”真实性更重要的，是赵颢有无篡位企图或行动，哲宗如何认定赵颢的动机和行为。

金中枢也认为，皇太后在拥立哲宗的议题上并无二心，“皇太后立孙之心愿，则益见剀切”。但宰相王珪在赵颢与哲宗之间首鼠两端，“有疑似之迹”。所以，哲宗亲政以后，就认定王珪“妄怀窥度”，“阴持两端”，且“怀奸”、“二志”的“心迹较然”，既有动机，也有行动。

不过，赵颢未能得逞，哲宗继承大统，改元元祐，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赵颢进封徐王，赵覠进封荆王。赵覠是赵颢同母弟，“太子立，覠内助居多”，哲宗由延安郡王被立为皇太子的过程中，赵覠出力较多。

元祐三年七月四日，赵覠“暴得疾”，“至薨，口鼻皆流血”。薨前二日，殿前都指挥使燕达卒。金中枢认为，“彼两同为辅立人，而遭遇如是巧合，颇值怀疑”。赵覠、燕达是辅立哲宗的关键人物，相继死于非命，是十分可疑的，赵颢所为的可能性极大，这些都反证“颢有觊觎心明矣”，而且嚣张而狠戾，对母弟痛下杀手。（国立编译馆主编：《宋史研究集》，第二十辑，2000年9月初版，第189-194页）

元祐间，哲宗“渊默不言，九年侧身端拱”，太皇太后临朝，赵颢愈发蠢蠢欲动。赵颢王府的属官称“徐邸官”，于志霖、铁爱花认为，“‘徐邸官’在元祐年间纷纷出任要职，这在北宋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高氏、赵颢及当时的宰执都在其王府属官升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于志霖、铁爱花：《赵颢的王府属官与元祐政局》，《宋史研究论丛》，2017年第2期）

二

除“高氏、赵颢及当时的宰执”外，苏轼兄弟扮演了重要角色。

于、铁文章梳理的“徐邸官”，包括郑雍、孙觉、郑穆、陈轩、乔执中、盛侨、王汾、龚原、崔公度，但龚、崔主动远离朝廷和宫廷政治。“徐邸官”多以旧党分子为主，龚原是王安石的甥婿和门人，（刘成国：《荆公新学研究》，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10月第1版，第186页）道不同，或不相为谋，而崔公度，因史料匮乏，亦不赘述。

“乌台诗案”中，因为“与轼意相同”，却“与朝廷新法、时事不合”，而遭惩处的官员，有孙觉、陈襄、盛侨、王纷。（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商务印书馆，1939年12月初版，第5页）孙、盛都属于“徐邸官”，另一“徐邸官”郑穆是陈襄的妹婿，陈襄荐孙觉与苏轼，孙觉为陈襄撰写《墓志铭》，自称“门生”，想必苏轼亦然。

陈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熙宁四年六月，苏轼通判杭州；五年秋，陈襄知杭州，是苏轼上司。十年，陈襄兼侍讲，向神宗荐苏轼、孙觉与胡宗愈，认为苏轼“有文学可为词臣”，孙觉“有学行、器识可备侍从”。

是时，苏轼“权知河中府”。九年十月，苏轼“（自密州）移河中府”，未赴；十年二月十二日，改知徐州。另外，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陈绎落翰林学士兼侍读”，陈襄填补陈绎的空阙；十年正月二十五日，知河中府陆经再任，苏轼改知徐州，因此，陈襄荐苏轼必在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十年正月二十五日之间，可见，陈襄甫兼侍讲，就迫不及待地荐苏轼与孙觉。

元丰二年七月四日，“乌台诗案”初起；十二月二十六日，尘埃落定，苏轼贬谪黄州；未及半年，陈襄卒于京师。苏轼谪黄州，“交游皆断绝”，陈襄的弟弟陈章却牵挂着苏轼，“远发药石以振吾过者”。（《苏轼文集》，卷五十七，《答濠州陈章朝请二首》，第1709页）二苏诗文中并未留下他们与郑穆往来的迹象，但从苏轼与陈氏兄弟的关系看，苏轼与郑穆绝不陌生。

列名“乌台诗案”的，多为一时闻人，传世文献却未见“王纷”其人，同书又称“曾祖禹偁”，（《东坡乌台诗案》，第16页，明清诸版本亦写作王纷）所以，“王纷”应为王汾之讹写。王汾，字彦祖，皇祐五年，第进士甲科，司马光即称其为王禹偁“曾孙”，（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三，中华书局1989年9月第1版，第50页）宋人笔记中均写作王汾，可见“王纷”确为王汾。（《宋人轶事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第1344-1345页）

早在熙宁二年八月，苏轼与王汾、胡宗愈“同试举人景德寺”，苏轼与王汾相交已久。元祐五年，苏轼又在给王汾的诗中忆起二十余年前的情形，不禁感慨万千。（《苏轼诗集》，卷三十二，《次韵林子中、王彦祖唱酬》，第1683页）

郑雍、孙觉是官职最高的“徐邸官”。孙觉，字莘老，官至御史中丞，与“徐邸官”崔公度、乔执中、秦观同为江苏高邮人。孙觉也是黄庭坚妻父，与黄庭坚母舅李常同为皇祐元年进士，苏辙做过李常的僚属。苏轼与孙、李的往来，更早于他与黄庭坚、秦观相识，苏轼与孙觉、李常的诗文酬唱都多达数十篇，堪称挚友。

综上可知，熙宁间，孙觉、盛侨、王汾成为“徐邸官”之前，苏轼就与他们过从甚密，他们占据了“徐邸官”的三分之一。不过，没有明确史料证明，孙、盛、王与苏轼兄弟在政治上彼此奥援或策应，但苏氏与“徐邸官”郑雍、乔执中翁婿以及陈轩关系暧昧，他们占据了另外的三分之一。

三

郑雍字公肃，襄邑人，今河南睢县人，元祐七年六月辛酉，自御史中丞除尚书右丞，《宋史》、《东都事略》之《郑雍传》，应源于官修国史，均称“（再）改（尚书）左丞”，但《宋史·宰辅表》、《宋宰辅编年录》以及《郑公行状》均未见此说。

郑雍是唯一执政的“徐邸官”，假以时日，登庸拜相，也不无可能。但好景不长，元祐八年九月三日，太皇太后崩，哲宗亲政，御史周秩揭发郑雍“因徐王私于权臣以进”，绍圣二年十月甲子，郑雍罢尚书右丞，唯一为郑雍辩护的是钱勰，他与苏轼并称“元祐四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1979年11月第1版，第138页）

周、郑因为苏轼结怨。元祐三年底，郓州州学教授周穜上书，“乞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庙廷”。学者刘成国等考证，周穜、周秩兄弟是王安石的表侄与门人，政治立场倾向新党，在旧党完全执政的政治气候下，周穜的提议显得十分违和。

周穜差充郓州州学教授，为苏轼所荐。舆论压力下，苏轼“自劾以待罪”，要求严惩周穜，并将谋主指向吕惠卿，暗示“惠卿之流”借周穜测试太皇太后及朝廷底线。结果，“周穜罢归吏部”，同时，“轼特放罪”，意即苏轼有“妄举之罪”，但朝廷宽大处理，不予追究。

按照文书运作程序，周穜的处理结果，先由“三省同进呈取旨”，形成“词头”，交中书舍人起草，再付给事中审核，通过后，才能作为正式文件，交尚书省执行。郑雍“权给事中”，代行给事中职能，驳回处理结果。（綦崇礼：《北海集》，卷三十四，《郑公行状》）

郑雍认为，朝廷肯定苏轼对周穜行为性质（“擅议宗庙”）的认定（“以轼言为然”），就该严加惩处（“弃市”），仅“罢归吏部”，过于姑息。郑雍还与苏轼保持默契，希望借机清算周穜及其背后势力，以吕惠卿为首的“熙丰臣僚”，吕惠卿兄弟则是苏轼兄弟的死敌。（他维宏：《元祐“调停”与熙丰臣僚：周穜献议王安石配享神宗事发微》，《史林》，2023年第6期）

以上大概是郑、苏最早的交集。元祐六年二月癸巳，苏辙自御史中丞除尚书右丞；三月辛酉，中书舍人郑雍为左谏议大夫；同日，“徐王府翊善陈轩、侍讲乔执中并为秘阁校理，王以例请故也”；（《长编》，卷四百五十六）八月辛丑，左谏议大夫郑雍升为御史中丞，这是他得以执政的关键步骤。

欧阳修最初以“蹊田夺牛”讥讽包拯不光彩的上位模式，多指涉以构陷的方式，将在位高官拉下马，自己取而代之的一种卑劣行径。后来，蔡确运用得炉火纯青，郑雍为御史中丞，也有“蹊田夺牛”之嫌。

御史中丞赵君锡、御史贾易弹劾苏辙，郑雍为苏辙解围，并转攻贾、赵，导致贾易外放，赵君锡被调离，郑雍则取代赵君锡，成为继任御史中丞，苏辙的提携不可或缺。所以，《王岩叟系年录》认为，“赵君锡、贾易攻苏辙忤意，雍从而击之，议者曰：‘将篡。’已而果然”。（《长编》，卷四百六十四）

元祐初，贾易就与苏轼结怨。迫于贾易等人制造的舆论压力，元祐四年，苏轼被迫出知杭州。此番风云再起，又源于贾易，他弹劾秦观除秘书省正字不当，指责苏轼故意夸大两浙灾伤。苏辙是宰辅成员，他将贾易弹劾的内容私自透露给苏轼，苏轼安排“亲情”王遹（弟王适为苏辙婿）游说赵君锡；又告知门人秦观，秦观“往见君锡”。（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三十三，《辨贾易弹奏待罪札子》，1986年3月第1版，第935页）

赵君锡与苏轼“以道义交游”，秦观除正字就是赵君锡所荐。但王遹、秦观“往见君锡”，违反台谏官“谒禁”，即职事回避制度。（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第1版，第82页）况且，苏辙涉嫌“泄密”，即使苏轼辩称“皆非国家机密”，贾易仍抓住把柄，“劫持”赵君锡共同弹劾苏轼兄弟。

贾易不断翻旧账，他先揪住苏轼在杭期间“法外刺配颜章、颜益一事”；继而又对苏轼“题诗事”穷追不舍，“论苏轼题诗怨谤”。给事中范祖禹、右正言姚勔、谏议大夫郑雍先后为苏轼缓颊，并集中攻击赵君锡“雷同低昂”，苏轼对郑雍、范祖禹、姚勔心存感激。（《苏轼文集》，卷三十三，《乞外补回避贾易札子》，第934页）

郑雍与苏轼兄弟是同年，他们同时考中嘉祐二年进士。“宣徽使王公拱辰见公奇之，妻以其兄之子”，王拱辰，字君贶，原名拱寿，天圣八年状元，仁宗赐名拱辰，是三苏的伯乐、姻戚欧阳修的连襟。元丰五年初，文彦博、富弼组建“洛阳耆英会”，王拱辰“愿寓名其间”，赵颢娶冯拯曾孙，冯拯子行己同为“耆英会”成员。（司马光：《司马光集》，卷六五，《洛阳耆英会序》，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第1版，第1354页）

郑雍是王拱辰侄婿，苏辙是王拱辰故吏。（《栾城集》，卷十四，《王君贶宣徽挽词三首》，中华书局，1990年8月第1版，第286页）郑雍第三女嫁胡奕修，胡奕修从父胡宗愈与苏轼是好友。元祐初，胡宗愈“与苏轼、孔文仲各以亲旧相为比周，力排不附己者”，所以，郑雍先为苏轼兄弟攻去政敌，苏辙汲引郑雍为御史中丞以至执政，都顺理成章。

四

元祐七年六月辛酉，苏辙自守尚书右丞除门下侍郎；同日，郑雍接替苏辙，除尚书右丞。元丰八年，左仆射王珪薨，右仆射蔡确递迁左仆射，太皇太后询问谁适合补右仆射阙，蔡确回复，“若以祖宗故事论之，则东厅参政合做”。“东厅参政”即门下侍郎，一旦宰相有阙，苏辙将次补右仆射，郑雍必将亦步亦趋，步步高升。

元祐后期，左仆射吕大防屹立不倒，苏轼兄弟也宠眷不衰，右仆射却走马灯一样，不停地换人。除眼巴巴地坐等以外，苏辙还可以授意台谏势力攻罢右仆射，主动创造空阙，杨畏和郑雍就充当了苏辙的“打手”。

“畏与苏轼、辙俱蜀人，前击刘挚，后击苏颂，皆阴为辙地”。元祐六年二月辛卯，刘挚先苏辙一步，自门下侍郎加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未及一年，十一月乙酉，刘挚罢知郓州，就是郑、杨弹劾与构陷的结果。

先是，王巩行为不检，却“堂除”知密州，刘挚很可能予以包庇。“挚之子即王巩婿”，郑雍便顺势攻击刘挚，最终以王巩罢知密州侥幸过关。但郑、杨很快截获刘挚回复章惇诸子的私信，有“自爱以俟休复之语”，添油加醋以后，呈报太皇太后。蔡确、章惇、邢恕宣称有“定策之功”，指控太皇太后“有废立意”，而“以俟休复”暗示他们欲待太皇太后还政以后，卷土重来，翻转乾坤，清算旧账，势必触犯太皇太后的大忌。

郑雍、杨畏还指控“挚预交章惇子弟为囊槖，以冀後福”，“疏奏，上始有逐挚意矣”，这是刘挚罢相的始末。（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之十，中华书局，第597页）《宋史·刘挚传》认为，“休复”语出刘挚给邢恕的回信，该记载可能源于《邵氏闻见录》，先为李焘所引。（《长编》，卷四百六十七；《宋史》，卷三百四十，《刘挚传》，第10849页）

刘挚罢相，苏辙却并未能如愿次补，而是被苏颂截和。元祐七年六月辛酉，苏颂自尚书左丞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日，苏辙自守尚书右丞除门下侍郎，攀上权力高峰；郑雍也自御史中丞除尚书右丞，位列宰辅。

“杨畏攻刘相出，意谓必相门下侍郎苏辙。朝廷复拜苏颂为右仆射，畏又与来之邵言，苏相留贾易谪命不下，为稽留诏命”。（《长编》，卷四百八十二）杨畏、来之邵继续借题发挥，批评苏颂在贬谪贾易的问题上故意拖延。同时，还以御史中丞李之纯“与之（即苏颂）连姻”，进一步裹挟李之纯共击苏颂。

绍圣元年六月甲戌，右正言上官均弹章将吕、苏视为一体。（《苏颖滨年表》）因此，左仆射吕大防缺席了讨论贾易谪命的御前会议，形迹可疑，剩余的三省长官中，门下侍郎苏辙、中书侍郎范百禄、尚书右丞郑雍基本属同一阵营，必然与苏辙保持一致。总之，若苏辙、范百禄、郑雍故意在贾易谪命问题上依违不决，苏颂将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黯然出局，就势在必然。

郑雍、杨畏、来之邵接连将刘挚、苏颂两任宰相拉下马，苏辙仍然与右仆射失之交臂。邵伯温认为，“太皇太后察见杨畏等私意，复自外召范纯仁拜右仆射”。王铚也认为，“太皇太后觉言者观望吕大防、苏辙意，屡攻罢宰相、执政，以纯仁旧德，故召用，待至国门始下制”。

总之，太皇太后识破苏辙及其党羽的伎俩，果断舍弃苏辙，同时打破常规，空降前宰相范纯仁拜右仆射。只是杨畏、来之邵甚至苏辙仍不甘心，“畏等阴受风旨”，“俱论纯仁不当为相”，苏辙的爪牙杨畏和来之邵继续弹劾范纯仁不宜为相。（《长编》，卷四百八十二、第四百八十四）

五

元祐八年三月，御史董敦逸上书称“川人太盛”，公开批判“苏轼、苏辙、范百禄辈”援引朋党，培植势力，“惟苏轼为多”。（《长编》，卷四百八十二）苏轼援引的“亲知及其乡人”中就有一名“徐邸官”——陈轩，苏轼举陈轩自代，陈轩官至中书舍人。（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五十四）

范祖禹，字纯甫，成都华阳人，范百禄从子、吕公著婿。范祖禹为子范温娶秦观之女为妻，苏轼为第三子苏过娶范百嘉之女，（晁说之：《景迂生集》，卷二十，《眉山苏叔党墓志铭》）华阳范氏与眉山苏氏关系始终密切。范祖禹也向朝廷举荐“徐邸官”郑穆、郑雍，认为二郑可“备讲读之职”。（《长编》，卷四百三十七）

另一“徐邸官”乔执中官至给事中，与郑雍为“婚姻之家”。（《郑公行状》）苏轼《答乔舍人启》，就是写给乔执中的。（《苏轼文集》，卷四十七，第1363页）元祐七年十月辛酉，“中书舍人孔武仲兼直学士院，起居郎乔执中为中书舍人，起居舍人姚勔为起居郎，右司郎中吕陶为起居舍人，考功员外郎高士英为右司员外郎，直集贤院兼侍讲吴安诗为天章阁侍讲”。

除杨畏、来之邵把持的台谏势力，两制（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左右史（起居郎、起居舍人）、侍讲都在历次权力斗争中占据重要位置。这批集中提拔的官员，除高士英外，都和苏轼、苏辙关系密切，吕陶与孔氏兄弟都被明确认定为“蜀党”。是时，中书侍郎范百禄、门下侍郎苏辙分别职掌官员差除的提名与审核，他们的晋升必然和苏辙、范百禄的荐引与提携分不开。

所以，董敦逸关于苏轼兄弟与范百禄的指控绝不是空穴来风，上官均更毫不掩饰地痛批，“范祖禹、乔执中、吴安诗、吕希纯四人者，皆附会吕大防、苏辙好恶”。吕希纯是范祖禹妻兄，吴安诗是范祖禹从姑父。

“御史黄庆基、董敦逸愤发弹奏苏辙等专权之罪”，而“李之纯、杨畏、来之邵希附轼、辙等，反指庆基、敦逸以为诬陷忠良”，最终，黄、董“谪守军垒”，足见“二苏”势力不可小觑，而且与“徐邸官”纠缠不清。

高士英、高士敦，俱太皇太后“从弟也”，意即赵颢母舅，高士英还是高氏族人中少有跻身文官序列的。元丰八年九月己酉、元祐元年八月己亥，高士敦先后副范百禄、苏轼使辽，虽未成行，却因此结缘。三年四月初二日，高士敦为成都钤辖，（《苏轼年谱》，卷二十七，第826页）轼、辙、黄庭坚均赋诗送行。（《苏轼诗集》，卷三十，《次许冲元韵送成都高士敦钤辖》，第1582页；《栾城集》，卷十五，《送高士敦赴成都兵钤》，第303页；黄庭坚：《山谷诗集注》，《山谷外集诗注》，卷第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019页）

五年十二月，高士敦任满，改知邢州。向太后也为弟向宗良争取同一差遣，苏辙时为御史中丞，认为“二人皆外戚之家，而夺一与一，于体不顺”，朝廷不能厚此薄彼，积极为高士敦争取，可见，苏轼兄弟与高士敦往来不断。（《长编》，卷四百五十三）“元丰末命”时，高士英、士充兄弟与王珪、赵颢暧昧不明，卷入“废立”阴谋中，而高士英升任都司郎官，苏辙、范百禄施以援手，不排除苏轼兄弟因而与赵颢暗通款曲。

另外，苏轼还与赵颢同产姊/妹婿王诜是挚友，又与王克臣为僚友。（苏轼：《苏轼诗集》，卷三十一，《王郑州挽词》，第1637页）王克臣，字子南，其子师约是赵颢另一姊/妹婿。

绍圣三年九月，赵颢薨，哲宗亲政，以章惇、蔡卞为代表的新党成员入朝，极力整肃旧党人士，哲宗对太皇太后以及“徐邸”的猜忌和嫌恶，也为章、蔡清洗异己分子创造了由头和契机，而苏轼、陈衍被贬海南以及司马光、吕公著、王珪追贬海南，都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

绍圣四年底，“同文馆狱”爆发。曾布时知枢密院事，他将梁焘与苏轼兄弟相提并论，完全可以作为理解苏轼境遇的一种镜像或参照。梁焘、字况之，今山东东平人，是“朔党”领袖，苏轼是“蜀党”领袖，彼此是政敌，苏辙党羽攻罢苏颂，梁焘是宰辅中唯一为苏颂辩护的。

“同文馆狱”起，刘挚、梁焘涉嫌与“徐邸”交通，对于如何处置梁焘，曾布称，“焘更有罪恶，亦不过徙海外”。曾布与哲宗心照不宣，“徙海外”就是惩治与“徐邸”交通者的最后选项。后来，朝廷欲遣吕升卿、董必“诛（涉同文馆狱）诸人于岭南”，首当其冲的，是责贬雷州别驾的梁焘。所幸的是，“是日晚，闻梁焘卒”，而未能成行。

苏轼兄弟与“同文馆狱”毫无关联，但曾布谏止“诛诸人于岭南”，却屡以二苏为言，“轼、辙闻其来，岂得不震恐？”这也表明吕升卿、董必所诛虽以涉嫌“同文馆狱”的“朔党”为主，苏轼、苏辙也概莫能外，或许就因为他们也与“徐邸”有关。

元符元年三月，蔡京、安惇为“同文馆狱”结案，将“司马光、刘挚、吕大防等”并案处理，“以王府为要途，以朝廷归私室”是其中关键。“王府”即“徐邸”，可见哲宗对皇叔赵颢的芥蒂至深。

司马光、吕大防都与“同文馆狱”毫无关联，“等”字所指涉的“诸人”，也包括苏轼、苏辙，只不过仅以曾任宰相司马光、刘挚、吕大防一笔带过。况且，上官均就将吕大防与苏辙相提并论，朝廷“初议令（吕大防）过海”，但哲宗认为“大防诚朴，为人所卖”而作罢，而“卖”吕大防的，极为可能就是苏辙。同样道理，苏轼更具号召力，所以，最终“过海”的只是苏轼而非苏辙，深层背景应该也是与“徐邸”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