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出海”正热，在“去中国化”的风险和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走出去”已经是一条必由之路。在当前的形势下，中企或进入欧美市场或要进入对方市场，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与欧美既缠抱、又缠斗的局面，减少被脱钩和被出局的风险。
从中国新型工业化演进态势、改革开放新周期和国际国内环境变化来看当前中企“出海”，可以发现，数字技术广泛应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正推动“出海”传统优势转变为创新优势。
一、本轮中企“出海”呈现一系列新特征、新趋势
从改革开放中期到十年以前，传统外贸以产品为主，当前，中国正迈向工业化中后期，“出海”开始转向以商品和服务为主。其中，以跨境电商、柔性定制和小单快返为代表的服务贸易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跨境电商平台通过提供一站式营销、交易、支付结算、通关、退税、物流、金融等服务，打造数字化的外贸综合服务体系，大大降低了中小企业的国际市场拓展成本与风险；希音、拼多多海外版等为代表的“出海”新模式、新业态在欧美市场风生水起；海外仓正成为新型贸易基础设施，涌现出以乐歌为代表的一批领军企业和高成长企业；头部企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共同“出海”、区域品牌抱团出海（如义乌中小企业、海外园区）等引人关注。
从改革开放周期和创新周期看，中国抓住新产业革命的机遇，发展以数智化为引领的新质生产力，建立数字发展新优势。据中国信通院测算，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到40%以上。数字化转型正借由不同方式向大中小企业渗透，出海“新三样”也不约而同深度运用了数字化技术，实现降本增效和数字焕新。总体而言，本轮“出海”的这批企业和服务供应商呈现出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的特征。
从产业安全与韧性发展来看，“出海”产业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是传统产业的升级。我们以往建立的传统竞争优势正面临成本上升、汇率波动、壁垒高企等复杂形势变化带来的系列挑战，所以要加快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实深度融合，发挥国内全产业链优势，发展以高端化、数智化、绿色化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实现贸易伙伴多元化拓展，以及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有效提高应对全球供应链和市场波动的能力。
二是要瞄准未来产业。以人工智能产业为例，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场景，我们可以发挥场景优势和人才优势，沿着产业链上下游关键环节，延伸布局，深化国际合作，更好应对日益变化的新规则，率先建立我们的标准和话语权，做规则制定者。
二、中企“出海”面临严峻形势和多重挑战
一是全球经济下行，贸易保护和脱钩断链形势严峻。高通胀、俄乌战争、巴以冲突、红海危机等因素导致市场需求降维。由于国际地缘政治因素，全球供应链的重塑，订单外移，形势异常严峻复杂。所以，“走出去”、海外发展成为外贸生存和转型必须面对的“关键一招”。不像过去我们可以复制接受外商来华投资的经验，实施反向投资。当下，我们没有作业可抄，须用好数据要素，自我创新突破，来打破重重壁垒，掌握发展主动权。
二是“出海”数据亟待打通，数实融合面临巨大挑战。中国是工业大国、人口大国、资源大国，也是数据大国，充分激活其所蕴含的巨大价值。但目前数字鸿沟不同程度存在，部门间、产业间、企业间数据壁垒严重。数据自由流动，数实融合面临巨大挑战。数字中国、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以来，数字经济新引擎的作用日趋显著，但业界、学界并未强烈感受到数据要素迭代创新所引领的颠覆式生产方式变革，大家翘首以盼的奇点一直在路上。归根结底在于，数据从资源到生产要素的角色转换需要一个过程。“出海”数据具有灵敏、多变、多维等特征，既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也是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试金石，在当下扮演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吹哨人的重要角色，尤其需要得到高度重视，并加以深度挖掘和充分利用。
三是企业普遍反映，在“出海”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和卡点，包括母国和东道国双重监管、国内监管尺度、金融服务的创新转型、汇率风险等。目前的做法是由外资公司作为接单平台，由一个第三方作为防火墙公司，设立境外“抽屉协议”，为确保资金安全设置多个通道。然而，这些都不足以全面应对突发制裁和审查。
三、建立数字化思维 重构中企“出海”战略新优势
总体而言，需要政府、业界、学界统一思想，打开思维，具备勇气和数字底气拥抱出海。当前“出海”已经从原来的单向出海，即企业成长壮大、全球布局的企业战略行为，转为双向出海，即“里应+外合”，在通过全球供应链的布局调整来适应近岸服务和生产近岸化新要求的同时，寻求机会延链、锻链、补链、强链，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创新发展，这就对“出海”能力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要了解规则变化，还必须通过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升级，适应新规则，直面海外风险和高度不确定的营商环境，充分发挥自身的传统优势，打好阵地战，同时还要利用数字赋能，谋划竞争新优势，挖掘发展机会，锚定发展赛道。
一是立足传统优势，结合自主技术优势，叠加数据优势和场景优势，构建嵌套多维一体的综合竞争新优势，发展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理解、掌握和运用数据资源（要素）成为数字时代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能力，“出海”主力军的先锋企业更需高度重视数据资源利用，结合场景优势，拉长长板，补齐短板。
二是在国家层面加强“出海”数据保障，提供类似“产业大脑”的“出海大脑”等准公共服务（产品）。系统化、战略化地进行顶层设计，运用大数据分析、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最新前沿技术，分级分类管理运用产业出海数据。把数据打造为加持中企“出海”的利器，对各类海外风险进行精准预测和实时预警提示，监测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动态，并建立快速响应（应对）机制，实现柔性（弹性）监管和助力产业发展双赢。
三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国际化、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企业出海需要金融、法律、物流、知识产权等各个方面的国际化、专业化服务，需要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出海”，到国际市场前端，贴近出海企业，为他们提供精准服务。
四是开展扩大对外开放政策评估和优化创新，推动政府、学界、业界携手合作，创造良好的“出海”环境。如，为企业建立可靠的货币兑换渠道、资金周转渠道、回款渠道，开发当地资源，争取进出口联动，实现货币对冲。在“走出去”过程中，还要为供应链转移、去中国化、去国企化、贸易脱钩提前设计预案，防止欧美客商在做供应商背景调查时的层层穿透。因而需要学界、业界对接国际经验，开展多维数据分析，加强系统研究和案例研究，做好灵活、灵敏的各类应对方案。
[作者蒋媛媛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系2024年度上海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的作用机制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科技创新推动智能强国研究”（批准号:2023YZD019）的中期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