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实施一系列针对移民的措施，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开始陷入紧张情绪。据《纽约时报》今年3月的报道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对来自43个国家的公民实施旅行限制。越来越多的移民开始担心自己将受到不断变化的签证政策和反移民言论的影响。

当地时间2025年2月15日，美国纽约市，抗议者集会要求废除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并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移民政策。

自特朗普上任以来，便承诺进行大规模驱逐，并着手准备相关的基础设施：包括确保关塔那摩湾的拘留能力，甚至考虑让萨尔瓦多接收一些被逐出美国的人员；在数据方面，允许政府获取大量个人数据，并与私营公司签订合同，以支持大规模抓捕。最近几周，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下称ICE）甚至开始逮捕持有美国永久居留权及合法工作签证的居民。面对公众的愤怒，特朗普总统却誓言这仅仅是个开始。

而这一次，美国的科技公司积极为政府提供工具，以实现这一目标。

《国家》杂志作者辛西娅·罗德里格斯（Cinthya Rodriguez）写道，关于移民的争论自特朗普第一次竞选起，就从未停歇。一方认为，移民是美国的核心组成部分，公民权利同样不可侵犯。他们拥有宪法的支持，以及为国家运作贡献力量的家庭和工人。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将尽可能多的移民定罪、监视、拘留并驱逐，无视公民自由和法律程序。尽管特朗普政府试图削减其他政府职能，却不断向驱逐移民的基础设施投入更多资金和资源，其中包括扩大与科技公司的合作。

对于这一切，少数族裔社区并不感到意外——在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拉美裔社区组织Mijente就发起过#别为ICE提供科技支援（#NoTechForICE）的运动，以应对政府与科技巨头日益紧密的合作。该组织曾发布报告，揭露亚马逊、律商联讯（LexisNexis）和在大数据分析领域的技术公司帕兰泰尔（Palantir）如何通过销售软件、服务和数据，为ICE提供恐吓移民社区的手段；并揭露了ICE如何利用生物识别技术和地理定位技术追踪目标。

纽约市立大学传播学教授尤利西斯·阿里·梅吉亚斯（Ulises Ali Mejias）在《半岛电视台》撰文表示，这些数据公司提供几乎所有人的详细档案，包括人口统计数据、消费习惯、地理位置、健康状况、教育背景、保险记录和财务数据——你的手机、汽车，甚至智能手表，都可能成为数据来源。此外，政府还大规模收集移民的DNA数据。该计划始于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并在拜登政府的支持下继续推进。官方的说法是，这些数据有助于未来调查移民犯罪，尽管官方统计数据显示，移民的犯罪率实际上低于美国本土出生的公民。

梅吉亚斯写道：如今，这些公司、投资者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硅谷并不为之感到羞愧。在1月的总统就职典礼上，谷歌、特斯拉和亚马逊的高管们纷纷站在特朗普一边。这些科技巨头已然成为寡头，他们的企业准备从特朗普政府的行动中获取巨额利润。这些科技寡头不再仅仅满足于驱逐移民，而是积极提供技术支持，以推动一场涉及所有人的残酷政治。

从这些科技巨头近期的动向中，人们或许能察觉到其倾向。罗德里格斯写道：谷歌最近删除了其AI原则中“不设计或部署可能造成整体伤害的技术”的承诺。以践踏劳工权利著称的前亚马逊高管大卫·基林（David Keeling），如今被特朗普政府提名负责全国范围内的工人安全监管。亚马逊旗下的Whole Foods正在加速特朗普政府解散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NLRB）的进程。帕兰泰尔一半的收入来自政府合同，并且最近赢得了新的联邦合同。SpaceX 和 Starlink 已成为美国国内外监视系统的关键部分。数据经纪公司绕过庇护城市的保护措施和《第四修正案》（旨在禁止无理搜查和扣押，并要求搜查和扣押状的发出有相当理由的支持），向ICE出售敏感的个人信息，无需法庭许可。律商联讯继续与ICE合作，制定全国范围的目标名单，为后者突袭和逮捕移民提供帮助。作为回应，人们在特斯拉工厂、展厅和经销商门口抗议，呼吁企业问责，同时联邦工人和普通民众也纷纷加入。在美国多地，也开展抵制特斯拉运动，该运动号召特斯拉车主出售他们的汽车，并抛售特斯拉的股票。

梅吉亚斯提示：在向政府出售数据之外，科技公司开始有意识地让仇恨言论在公共领域合法化，试图让新的移民政策获得主流认可，从而减少法律挑战的可能性。这些公司正在操控“言论自由”的定义，以服务于特朗普政府的目标。“移民是肮脏、恶心的垃圾。” 根据最近泄露的一份文件，Meta公司宣布在Facebook和Instagram平台上将不再将这种言论标记为仇恨言论。这一政策调整发布于特朗普就职前几天，Meta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对此的解释是，将此类言论归类为仇恨言论“脱离主流话语”。这种对“主流”言论界定的改变，是为特朗普的新移民政策铺平道路的一部分，同时也凸显了那些掌控数据的公司，与掌控边境的政府之间的互惠互利关系。

在文章结尾，梅吉亚斯强调：当“言论自由”被强权者单方面利用时，它可以成为一种审查手段，也可以变成压迫与破坏的武器。Meta和X等公司积极推动仇恨言论，助长了针对弱势群体的暴力行为。面对这一问题，单靠培养媒体素养、打击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是不够的。在这个“后真相”、“后阅读”的时代，大家都明白，获得最多点赞和分享的叙事就是“现实”——至少对那些人来说就是如此。而掌控算法的人，显然不会轻易放弃这种权力。

然而，梅吉亚斯也指出：将即将发生的灾难归咎于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是最简单的做法。事实上，民主党长期以来也支持放松监管和私有化的自由主义政策，正是这些政策促成了如今“科技寡头阶级”（broligarch class）的崛起。在一个由全球最富有的人操控的“科技-独裁”国家（klepto-fascist state）面前，反抗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些科技巨头正是通过数据掠夺建立了他们的帝国，而人工智能只会加剧这种掠夺。人们必须拒绝殖民主义的核心谎言——即“强权即公理”。

对于这一系列问题，两位作者分别作出了呼吁。梅吉亚斯认为：移民的福祉，也包括我们所有人的福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共同夺回对数据的掌控权，决定哪些数据被收集，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数据。罗德里格斯则提醒人们：任何针对最脆弱群体的迫害，最终都会蔓延到那些看似不受影响的人身上。在阻止他们之前，所有人的隐私和自由都处于危险之中。

法国农业生态运动的历史与挑战

政治领域中使用的术语常常依赖于笼统的概括：“生态主义者”“农民”“城市人口”“决策”“消费者”等等。这些简化通常为既得利益集团及其代理人服务。例如，法国占主导地位的农业工会FNSEA一直在捍卫农业世界的统一性——但是在其自身权威下。然而，过度简化现实、挤压掉所有细微差别、隐藏少数派运动和那些产生社会创新和试验新模式的边缘领域，这总是危险的。在平稳航行时，这些新事物可能会造成干扰，但当船开始倾斜时，它们可能会成为救命稻草。因此，在全球食品系统已经开始出现“漏水”、工业文明在其自身破坏力量的重压下“溺水”的时候，重新审视那些代表性不足且常常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生态农民”的历史和现状是很有价值的。

《生态农民：1960年代以来的农业政策、环境与社会》

让-菲利普·马丁的《生态农民：1960年代以来的农业政策、环境与社会》（Des paysans écologistes. Politique agricole, environnement et société depuis les années 1960，Paris, Champ Vallon, 2023）是一部追溯法国生态农业运动发展历程的著作。作为历史学家和农民联盟（Confédération paysanne）研究专家，马丁在书中将研究视野扩展至法国农业运动的全景，既包括主流农业组织，也涵盖了各种少数派生态农业倡议。

这部著作详细梳理了两种早期对工业化农业的批判性运动：一是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并在1960年代通过“自然与进步”（Nature et Progrès）组织在法国发展的有机农业运动；二是源于工会主义传统、特别在法国西部地区发展的工人-农民运动，后者强调农业的经济性与自主性。

第一种有机农业及其先驱——生物动力农业（biodynamic agriculture），接受了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1861-1925）的人智学（anthroposophy），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德国、瑞士、英国（1945年成立社会协会）和法国发展起来，尤其是1964年创建了“自然与进步”组织，该组织汇集了医生、农民和消费者。

这一运动强调健康和生态问题，但并不忽视社会问题。它由保守甚至反动的成员组成，同时又有倾向社会主义的成员。后者在法国催生了全国有机农业联合会（Fédération nationale d’agriculture biologique，成立于1978年，归功于几个运动的统一以及1981年法国政府——特别是农业部长皮埃尔·梅尼埃[Pierre Méhaignerie]——的认可，这导致了法国和欧洲“生物”或“有机”标签的创建）。

在工业化农业占据霸权的时期，有机农业提供了一个社会经济框架，用于保存和发展后来被“重新发现”的替代性农艺和兽医实践以及各种社会和商业实践，特别是与“消费者-行动者”的直接联系。事实上，有机农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消费者愿意为其产品多付一点钱，预兆着所有工会提出的一项要求：需要真正有利可图的价格。

值得注意的是，工业化农业一方面大声要求提高价格并谴责消费者的矛盾行为，另一方面又毫不犹豫地因为高价格而贬低有机农业。诚然，在前一种情况下，重点是支付“生产成本”（农药、化肥、设备和银行债务），而在后一种情况下，重要的是保护环境和健康。差异立即显而易见。套用帕斯卡的话：农业企业这一边是真理，另一边则是谬误。

第二种生态农业运动兴起于工会主义内部，特别是在法国西部，这个地区在畜牧业中有着相互技术援助的强烈传统，并且以小型、劳动密集型农业为特征，与以谷物为主的东北部地区形成对比。

在饲料革命之后，当草地栽培取代永久性草原时，畜牧业经历了玉米饲料革命及其衍生物：杂交种子、化肥、植物保护产品、收割机、青贮饲料收割机、食品补充剂和大豆——简而言之，一系列进口的“生产要素”剥夺了生产者的自主权，使他们依赖于农工业综合体（agro-industrial complex），同时将他们的地位降低为分包商和临时工人。与农民之名相反，他们越来越像无产阶级。

正是为了反对这些趋势，在技术领域，像CEDAPA这样的组织成立了。CEDAPA受到农业科学家、活动家安德烈·波雄（André Pochon）的影响。同时，出现了一种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批评，强调工人而非农民的权利。这一运动由伯纳德·兰伯特（Bernard Lambert）领导，他在政治上靠近自我管理运动（self-management movement），后于1981年作为社会党人当选为议会议员。

这些运动要求农业“更加经济和自主”，这引自雅克·波利（Jacques Poly）1978年报告的标题，当时他是国家农业研究所（INRA）的主任。这些不同的运动于1987年联合起来，形成了“农民联盟”，赋予“农民”一种政治意义，并将其带入公共话语，作为全国农业经营者联合会（FNSEA）推广的农场主模式的替代方案。在这一趋势中更为低调的参与者是与共产党有联系的MODEF（法国家庭农场保卫运动组织）。

马丁着重描述了20世纪80至90年代生态理念如何在农民群体中逐渐扎根，以及疯牛病危机、转基因生物争议、水污染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如何促使农业界重新思考其与环境的关系。

“经济且自主的方法”对环境的危害要小得多。然而，该运动的社会议程与其生态关切（这些常被视为“城市”议题）之间的接近则需要时间。到了70年代末期，在放弃工业主义的农学家勒内·杜蒙（René Dumont）1974年总统竞选活动之后，兰伯特认识到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性，但该运动提出的社会批评被许多小生产者所接受，这些小生产者由于缺乏土地，加强了工业化生产，特别是通过养猪和家禽养殖。因此，生态问题在农民联盟内部引起了分歧。它通过推广农业生态学（agroecology，一种生态和社会关切的结合）逐渐加入了生态运动。生态关切也蔓延到了主导工会，其成员转向有机农业。随着1991年新工会“农村协调组织”（Coordination rurale）的出现，全国农业经营者联合会（FNSEA）失去了一些代表性权重。即使FNSEA试图接受有机农业，特别是在它控制的专业组织中，它优先考虑了一种不同的方法：“合理”（reasoned）农业。

这些努力很快受到两个新担忧的威胁：大型食肉动物特别是狼和熊的回归（要么是由于土地荒废，要么是因为它们被有意重新引入），以及动物产品消费的减少（弹性素食主义/素食主义/纯素主义三件套）。大型掠食者的回归可能会影响农业生产和畜牧业，而动物产品消费的减少则可能影响相关产业的经济效益。

这两种趋势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因为相当数量的“农民”是靠在不适合工业化的牧场上进行广泛畜牧业而生存的。纯素主义和大型食肉动物因此成为广泛畜牧业的威胁，而广泛畜牧业依赖于高山草地和从事这种畜牧业的农民。

这场争论揭示了追求生态社会的内在张力，这使得有必要解决多重且常常相互矛盾的优先事项：生物多样性、自然性、能源、土壤保护、水资源和景观。这些矛盾只能通过妥协来解决。这些紧张关系重新激发了一种对立的“城市老鼠”（被认为是“无根的生态学家”）和“乡村老鼠”（被认为是“有根的当地人”）的叙事。虽然这种冲突常常可能是残酷的，但它并不本质上排除妥协的可能性。

女性在专业中的角色日益增长也是一个反映整个社会的趋势。这对于应对农业的代际更新这一巨大挑战至关重要——这是一个真正的头痛问题，因为在农场如此资本化的时代，个人继承已经变得不可能。对此有三种解决方案：按照农民联盟的建议拆分这些农场；按照“土地联系”（Terre de Liens）所倡导的，让它们的资本还有劳动力共有化（mutualization）；以及如全国农业经营者联合会（FNSEA）自1960年以来在实践中所做的那样，接受有限责任公司模式和基于公司的农业。最终的选择将取决于实施哪些公共政策。

农业工程师马修·卡拉姆（Matthieu Calame）在3月20日刊发的书评中，对马丁关于“生态农民自己成就自己”的论点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指出，马丁的核心论点存在矛盾：一方面说生态农民“自己成就自己”（made themselves），另一方面又承认他们“享受支持”（enjoyed support，指享受生态组织和城市消费者的支持，这些消费者购买有机和本地产品，并接受社区支持农业）。他不认同马丁试图将生态农业“农业化”（agriculturalize）的防御策略，认为这种策略没有必要。他反驳了农业产业化是内源性过程的观点，指出农业产业化同样是受外部刺激的结果，而非农村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

卡拉姆认为生态农民的优势不太在于他们的本土性——即“自己成就了自己”——而在于他们为农业与社会之间的新契约铺平了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是“享受”支持：他们与城市运动谈判，与之分享价值观和目标，商定了一种互惠互利的交流条款，他们希望这种交流有朝一日能成为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