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关于俄国纸币卢布的政治史，讲述了卢布从18世纪中叶诞生到1921—1924年改革的进程。本书认为，货币不仅是经济发展和宪政建构的被动产物，而且也是推动（或阻碍）国家、社会的政治和法律体制变革的能动手段。
任何一部传记都不会只讲述一个人的生活故事。即使在关注个体的传奇且独特的人生时，传记也会突出其世代、社会群体或民族的命运。同样，卢布的政治传记提供了一个探索现代货币政治生活的机会，探究并解释各国货币之间的异同及其成因。被称为“民族主义世纪”的19世纪，给金融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化（universalization）。它给世界带来了货币本位制（monetary standard）和国际货币联盟（International Monetary Unions）的现代理念，一定程度上终结了国家在金融领域的排他性。19世纪60至80年代，金本位制在欧洲和北美蔓延开来并向外扩散，创造了一种在共同货币语言（common monetary language）基础上的金融和谐假象。到20世纪初，坚持金本位制被视为政府的美德，而背离金本位制则意味着政府的失职。在经济史和货币史上，“例外”往往意味着“畸形”，而原则、标准和规则的统一则被视为至善境界。但是，尽管名称如此，货币本位制的原则却没有看上去那么“标准化”。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13年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据此认为试图效仿英国模式是徒劳的。如果说（各国）货币本位制的金融模式有所不同，那么它们的政治构成则表现出更大的差异。关于世界各国内政进程和政治机构的特殊性如何影响银本位或金本位的研究成果颇丰，俄国的情况尤其具有启发性。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一直围绕着俄国国家及其政治文化的独特性展开争论。一些人试图将俄国的历史“正常化”，他们遵循非欧洲的视角展开比较研究，并质疑所谓“常态”的普适性；另一些人则反对淡化专制和极权主义的历史。人们通常直白地把俄国在金融领域的特殊性称为“落后”。俄国沿袭了许多欧洲的制度模式，但其货币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不能自由兑换。俄国坐拥欧洲最多的黄金储备，但却是最后一个加入金本位制的欧洲大国。这个帝国避开了19世纪欧洲革命的动荡，但又孕育了一场声势浩大、持续多年的自由主义运动，产生了许多独创但有时脱离实际的想法。俄国社会关注欧洲的知识动态，对西方经济理念的接受程度令人惊叹，然而，被俱乐部、学术期刊和官僚机构频繁讨论的经济和政治计划却从未落地。1917年的革命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破坏，摧毁了旧政权及其货币体系，但在帝国的废墟上出现的新政权的轮廓具有其前身不可磨灭的特征，新的社会主义卢布也复制了帝国的原有货币。本书并不讨论俄国国家和社会固有的特征，而是阐述这种特征在俄国与西方和东方的政治、金融和思想领域的关联下是如何演变的。
本书通过追溯卢布自身的演变和与它有关的争论，将金融体制和“可兑换性”（convertibility）、“汇率”（exchange rate）、“货币本位”、“发行银行的独立性”（independence of the bank of issue）等金融术语转化为政治语言。这些含义在200年前迥异于今日。当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在18世纪推出被称作assignats的俄国第一张纸币时，纸币并不被当作真正的货币，而是货币的“代表符号”。为了确保纸币的信用，国家将等值的金属货币储存在“国家纸币银行”中，并承诺纸币可以自由兑换成铜币和银币。但当政府发现纸币可以轻松支付战时的特殊开支后，就开始发行没有金属抵押物“撑腰”的纸币。当纸币的价值由于多种因素尤其是过量印刷等原因开始下跌时，政府为使之保值采取了一种新的手段——将纸币与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力相关联。因此，人们开始认为，专制国家的纸币价值取决于君主的神圣承诺，而非实物的担保。指券从此被视为绝对权威的投射。
叶卡捷琳娜二世
并非所有人都欢迎专制货币的概念。18世纪80年代，精通启蒙运动经济思想的俄国政治家们提出了货币代表国家财富的概念。它假定国家拥有贵金属，政府不能发行与这一共同资产价值不符的货币符号。这一思想显然是非常激进的：它对专制特权进行了限制，甚至间接地提出了人民政治主权的概念。但如何才能限制君主的权力呢？其中一个办法就是要求贵金属不可侵犯，并要求货币可以兑换成实物。这种安排既有经济意义，又有政治意义：储备金以及纸币的可兑换性，被认为是在国内外均具有公信力的最佳证明。因此，渴求资本和投资的政府会有意维持储备。然而，仅仅持有与流通中的纸币等量的贵金属储备，并不能保证政府在金融方面遵守“法治”。政府（或统治者）迟早会屈服于超额印钞的诱惑。因此，国家货币权的支持者建议用制度保障来补充物质抵押，即建立一个独立的私有（股份制）发行银行。经济学家认为，除了贵金属储备，独立的中央银行还可以用反映实际商业交易的短期汇票来为货币背书。这样的银行被认为代表着社会的生产部门，并将发行反映经济中货币需求量的纸币。
在纸币出现的同时，俄国思想生活的西方化和俄国社会对启蒙运动的接受，引出了国家对其臣民的责任问题。俄国思想家将纸币的可兑换性与政治代表权相提并论，而纸币则被视为参与治理的授权。贵金属储备似乎对维持政府的问责制和三权分立至关重要，对货币本位制的遵循类似于忠于法治。此外，按照19世纪俄国自由主义的说法，一个独立的银行类似于议会，它负责保管储备金、发行纸币并确保纸币可以兑换成实物。整个思想大厦都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即政府的货币发行权来自主权人民，而非相反。
与自由主义理论同时发展起来的保守主义理论认为，要求为纸卢布的价值提供额外的物质和宪政保障违背了帝国统治的逻辑。在君主制国家，君主的承诺和荣誉足以支撑货币的价值和国家的信誉。维持储备金被视为对国家财政权力不必要的限制，侵犯了沙皇的神圣职责——对帝国或东正教的敌人发动战争并保护祖国。俄国的保守派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僵化和教条主义颇为不满，批评其缺乏灵活性。他们认为，一个不断扩张的帝国的政府需要有适时发行纸币的自由。这类强调“民族大义”或“名分意义”的理论将货币自由主义与想象中的“西方”关联在一起，因而带有民族主义倾向。它发展成为“人民卢布”（people’s ruble）的概念，强调俄国人民应无条件地信任国家发行的任何货币符号。因此，当自由主义者为卢布的不可兑换性感到尴尬时，19世纪的“名分意义”论者却认为这几乎是一种美德。仅为说明俄国君主主义者如何发明了本土纸币标准并将其转化为官方意识形态，俄国卢布的故事就值得一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创造出如此奇特的意识形态结构。
19世纪，随着俄国成为国际资本市场上的活跃借贷者，它必须以某种方式满足债务人对其偿付能力的期望。因此，经济保守主义进一步将自由主义的可兑换理念，转变为与君主制相关的东西，而非宪法赋予的权利。这些将专制与货币本位概念相结合的保守主义金融思想是独创的，在欧洲其他地方也没有出现过。自由派设想由一家独立的银行代表人民持有储备并确保货币的可兑换性，而保守派则认为这是一种皇家资产，目的仅在于弥补外国债权人眼中所谓宪政保障的缺失。政治学家斯蒂芬·艾希（Stefan Eich）认为，如果货币“有助于创造和维持……民主政治的前提条件”，那么它也可以以相反的方式发挥作用。俄国的货币体系旨在维持专制。
俄罗斯帝国政府拒绝接受西方的良币（good currency）概念，因为这些概念被认为与君主制信条不相容。为此，俄罗斯帝国政府发明了与专制国家政治原则相匹配的经济成功和金融稳定的理念。毕竟，如果政治稳定意味着没有革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1905年之前的俄国就像是一片祥和的绿洲。当然，这种安宁是一种必须通过政治压迫和审查制度来实现的假象。在金融方面，保守主义的稳定是指固定卢布汇率并防止其出现波动。但是，就像外在的政治秩序掩盖了内在的广泛不满情绪一样，这种币值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也借助政治手腕和行政措施得以维持。1839年，俄国卢布被“固定”在银本位上，这意味着面额面值为1 的纸卢布等同于一个银卢布。1897年卢布转向金本位。这两项改革的前提都是官僚机构加强对商业活动的监控，并以国家权力的集中为基础。在帝国管理者的思维中，不稳定的威胁来自不可预测的和无序的市场，它与投机、破产以及毁灭的危险联系在一起。当然，政府并未尝试让商业活动和信贷网络完全瘫痪。但是，在期待商业和贸易发展的同时，货币必须完全处于国家掌控之下。
这些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破坏市场影响力的企图似乎令人震惊。毕竟，货币不正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吗？货币史学家现在已经打破了货币从贸易和交换中产生的神话，俄国纸卢布的起源故事则进一步证明了货币是被创造出来的，而非自然诞生的。然而，尽管国家声称自己垄断了货币的生产，但它却无法完全控制社会的经济行为及其对卢布的态度。令俄国管理者懊恼的是，当卢布汇率不稳定时，人们会发明自己的可替代的记账手段，如19世纪30年代的“硬币卢布”（coin ruble）和内战时期（the Civil War）的“面包卢布”（bread ruble）。如果中央政府无法向市场供应需求量大的纸币或硬币，地方政府就会开始印制自己的货币替代物，以弥补现金的不足。
但是，国家控制卢布的能力最明显的制约因素是卢布币值的不断波动。汇率问题与纸币同时出现，它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卢布的汇率就像俄国商业活动的缩影一样，被视为俄国地缘政治地位的反映；在更广泛层面，它还是俄国文明优劣的反映。整个19世纪，关于如何解释卢布汇率的争论仍在继续。卢布汇率的下降影响了购买进口商品的能力，而进口商品与欧洲思想的引进一起，共同象征着俄国精英的西化进程。在废除农奴制、取消对信贷和投资活动的大部分限制后，俄国社会陷入了资本主义的新现实，卢布汇率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参数之一。然而，俄国大多数农民并不消费进口商品，也不购买股票，民族主义者抓住这一点，并试图将卢布汇率渲染成是俄国依赖西方的一种形式。经济因素（如粮食出口收入或偿还外国贷款的成本）固然重要，但卢布汇率并不完全属于金融范畴。在第十次俄土战争（1877—1878）和柏林会议之后，俄国与欧洲列强的关系特别紧张，当时的沙俄政府认为卢布在俄国取得胜利后贬值是一种耻辱，对汇率的持续走低避而不谈。几年后，情况发生了反转。那些曾建议用面包重量而非法郎或便士来衡量卢布价值的人宣称，卢布的低汇率是对沙皇尊严的侵犯。经济学家们也试图找出影响卢布地位的因素——纸币发行量、俄国的贸易差额、对外信贷债务规模或俄国军队在战场上的战绩。
关于汇率、可兑换性或货币真伪的讨论，往往揭示出人们对关乎道德和意识形态的重大问题以及荣誉、尊严和信任等基本议题的关切。当叶卡捷琳娜二世为纸币的可兑换性提供担保并承诺保持其价值时，她认同将卢布作为统治者期票的观念。每张纸币都印有兑换实物的承诺，后来的债券加强了这种联系；当卢布的汇率下降时，俄国作家们对卢布的“卑微”状态表示哀叹，这指的是俄语单词“Достоинство”的双重含义，即同时指向尊严和额定价值。“荣誉论”（the honor argument）在不同的语境和含义下出现。例如，1862年，政府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匆忙恢复了纸卢布兑换黄金的业务，理由是政府有责任履行已故沙皇——尼古拉一世（Nicolas Ⅰ）——的承诺。然而，1876年俄土战争前夕，民族主义者认为，保护斯拉夫人免受奥斯曼帝国侵略的荣誉，比卢布贬值所带来的耻辱更重要。1896年，当卢布计划贬值的消息见诸报端时，改革的批评者将其定性为违反荣誉准则，把政府比作不守信用的商人。卢布本应是中性的、可替代的，但却经常以拟人化的形式出现——它是一个人，有其灵魂、荣誉和尊严。“荣誉论”尤其主导了保守派的话语体系。民族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评人士对货币关系提出了浪漫化的看法，指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货币采取无情、机械的态度。诚然，自由主义所理解的信用立足于透明度、节制、科学和证据，这触犯了保守派的敏感神经。
有一点在卢布的故事中格外重要，那就是货币意识形态和金融政策模式始终内嵌于囊括了伦理、文化、认识论和历史的庞大体系之中。因此，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之间的裂痕，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要深且大，而且并不局限于体制偏好。如果像奥地利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所写的那样，保守主义（同样也包括自由主义）代表着“思想的风格”，那么分析货币则为探索这些思想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货币政策的方向选择往往以历史和哲学为依据。例如，在19世纪上半叶，俄国历史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沉浸在一场关于前蒙古罗斯（Mongol Rus）是否存在皮币的辩论中。这个看似细枝末节的问题实际上具有重大意义。支持俄国本土纸币标准的民族主义者拒绝用白银或外国货币来衡量卢布的价值，他们认为俄国在西欧出现纸币之前的几个世纪就已引入纸币的雏形。他们认为无锚货币是一种文化上先进的形式，因为它需要抽象的思维，而使用与贵金属储备相挂钩的硬币和纸币则暴露了一种更原始的经济形式。这场历史辩论中最令人关注的是俄国与西方的关系，以及国家作为文化和经济进步驱动力的作用。关于俄国的角色和文明优越性的争论体现在其发明无锚货币（存疑）的先例上，这与关于俄语及其发展的民族主义观点是一致的。民族主义者在论证国家在决定货币符号的数量和价值方面的优先权时，还主张政府有权清除外来词，并在本土词根的基础上创造新的俄语词汇。
因此，卢布就像一个帮助俄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版图上定位的罗盘。俄罗斯帝国的部分领土曾属于金融上的“西方”。波兰会议王国和芬兰大公国在不同时期曾享有货币自主权，而它们的货币（体系）则倾向于西部邻国。1831年和1863年革命失败后，波兰失去了货币自主权，同时也失去了宪法特权和自治权。1860年，芬兰获准采用自己的货币符号，1876年，芬兰转而采用金本位制，让俄国的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感到难堪。所有重大的货币改革——1839—1843年的白银改革、1897年引入金本位制以及1921—1924年的苏维埃切尔沃涅茨改革——都旨在促进将边境地区纳入卢布的版图。虽然俄国在经济上相较自己的西部边疆处于东方，但在文明上则较自己的东方、亚洲边疆地区和保护领地处于西方。实行金本位制后，俄国政府看不起布哈拉汗国和东北亚地区的银本位货币，试图让当地人改用“更优越”的金本位卢布。行政当局认为俄国文明使命的要义之一是扩大卢布的使用范围，并对当地居民为何不愿放弃“劣质”货币而改用“更好”的卢布感到困惑。卢布并不总是帝国管理和一体化的优良（且廉价）的工具，但将卢布转变成帝国唯一货币的意识形态考量超过了所有其他实际因素。
在试图将卢布传播到帝国偏远角落甚至国境之外的同时，政府往往要回应当地精英、地方当局、俄国商人和外交官相互冲突的要求。因此，货币政治并不局限于国家治理；不同的行为者在与国家讨价还价时都以卢布为抓手。货币是沟通不满和表达期望的通用语言——不仅在地方与中央政府、俄国与非俄国精英之间，而且也在不同社会群体与政府机构之间。俄国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出身和阶级，在帝国时期和苏维埃早期，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讨价还价通常是依据这些划分而展开的。商人和贵族，有时是农民或他们的代表，表达他们各自认为的卢布理想形式和体现社会正义的货币制度，并要求政府在这些关系中充当仲裁者，履行立法、执法、监督和查禁的职能。他们大多时候持不同的意见，认为其他社会群体的经济行为不利于“通用卢布”（common ruble）的命运。从18世纪80年代的反对奢侈运动（当时商人指责贵族造成了通货膨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内战期间的反农民情绪（当时农民被指责囤积货币），这些争论展示了社会行动主体如何运用卢布叙事来操纵国家，以及政府如何利用这些要求为不受欢迎的改革进行辩护或拖延改革。
并非所有围绕卢布的社会互动都是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进行。有时，它们会演变成不同形式的冲突和反抗，吸引大众参与政治，让国家难以预料、无法应对。1915年因小额零钱短缺而引发的妇女骚乱当然无法与1662年因铜币取代银币而引发的“铜币起义”（Cooper Riot）相比，但这些骚乱同样都是自发的，表达了人们对货币经济（economy of money）伦理的理解。针对货币政策的社会抗议很少升级到反叛的程度，但正如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所强调的，弱势群体可以使用其他武器和手段来表达不满。1918—1921年内战期间，农民默默地拒绝为换取贬值的卢布出售粮食就是一次这样的反抗，但在19世纪60年代金融危机期间，旧教徒村庄中造假币的行为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1897年改革后普遍拒收金币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些事件和其他事件均表明，人们视不成文的货币流通规则为国家与社会之间隐性契约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在17世纪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后的最初几年，人们视货币为国家必须提供的公共产品。在他们眼中，货币是社会财产，由国家进行管理；但当局并不认同这种态度。政策制定者常常谈到沙皇的臣民有义务接受贬值的货币，从而分担国家的财政负担。回绝人民的要求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深刻政治分歧的表现，这种分歧最终引发了大众的不满。1917年的二月革命一下子暴露了财政问题上的极端政治倾向。工人和士兵曾希望沙皇政府的倒台能改善他们的处境，但他们指责新的共和政府未能挽救卢布并遏止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侵蚀了革命的社会成果。十月革命后，新的社会主义政权公开宣布，卢布是阶级斗争的武器，用以从无产阶级的敌人手中夺回财富。当内战和阶级清洗的暴力将社会主义共和国推向灾难的边缘时，政府转而重建金融和行政体系。令人吃惊的是，这种重建包括伪金本位制帝国卢布的回归，它确立了国家的中心地位和对自由信贷市场的限制。金融领域的大革命并未发生。
卢布的历史在这里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其中一个研究方向是聚焦思想发展轨迹——改革计划、宣传手册、报刊文章、规章协定和学术著作中反映的货币（卢布）观。通过这些文本，本书追溯了两种货币观的演变：作为社会经济体制和权利授予的结果，以及作为政治权力的代表和分派义务的来源。这两个概念对应着两种世界观——一种是世界主义的，注重法治；另一种是孤立主义的，遵循权力至上的原则。类比之后得出的结论显而易见：旨在恢复可兑换性的金融改革以及建立独立发行银行的主张，被认为等同于要求制定宪法和限制专制。因此，这一研究方向揭示了俄国自由主义和宪政思想之前的未知趋势和来源。将财政宪法和法治思想纳入其中，拓展并丰富了对俄国宪政传统的理解。
专门讨论卢布问题的文章不仅类型各异，而且作者的职业和政治背景也不尽相同。记者、大臣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就他们在解决金融问题上的优先权和专业知识争论不休。在政治经济学盛行的时代，尤其是19世纪60至90年代，许多人都认为自己有能力谈论汇率、贸易平衡和信贷政策。政府对舆论风向非常敏感，认为其波动会影响卢布的地位。因此，正如大臣与记者之间的大量书信所显示的，控制报纸并与作家和编辑建立良好关系是帝国财政部门的主要活动之一。关于卢布的争论发生在俱乐部、学术团体以及衣着光鲜的妇女和学生参加的公共集会上。小说、诗歌和短篇小说中想象的卢布“历险”，反映了货币及其社会地位在大众生活中最常见和最离奇的特征。
卢布故事的第二条线索是货币的物质性。虽然人们经历了金融机构和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但最直接、最明显的影响来自纸币和硬币的物理变化——新的图案、形状和质地。在努力解决汇率、可兑换性和信用等经济问题的同时，政府还专注于确保钞票的真实性、防伪能力和材料质量等琐碎的工作，所有这些都被视为维持民众对货币信任的关键因素。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在以人定标准为基础且充斥着虚构计算单位的货币世界中，纸币或硬币的价值应该介于原料成本与它所指定的虚构价值之间。在俄国，这种二元论表现在语言上。例如，作为法定货币的“银卢布”（rubl' serebrom）不仅用纸币表示，而且还用铜币表示，铜币上刻有“1（或1/2、2和3）银戈比（silver kopeck）”的字样，这反映了可以将一种金属变成另一种金属的“魔力”。在1897年实行金本位制和1922年恢复金本位制后，纸制的卢布在实际意义（以新的面额铸造金币）和象征意义上都变成了“金卢布”（rubl' zolotom）。所有这些变化都反映在货币的设计上——特别注重价值和兑付承诺的拟定。货币制造的实际组织工作也从物质上限制了政治决策。被通货膨胀压得喘不过气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无法填补现金缺口，直到内战结束和货币正常化都只能被迫使用带有双头鹰和沙皇肖像的帝国货币。
通过对文本、思想、政策和实践的分析，可以发现从革命危机到内战结束和新经济政策开始，卢布政治史对俄罗斯帝国的兴起、发展和崩溃，均提供了别样的视角。故事的节奏似乎非常传统，以统治者的登基和死亡、战争和改革的时序、扩张的动力以及帝国疆域的形成和解体为点缀。然而，本书通过从俄国本土货币的角度叙述这些故事，驳斥了许多悖论和成见，同时阐明了重要的现象和进程。此外，本书还探讨了专制主义的问题，解释了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本书也讨论了宪政思想的谱系，重新界定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含义，以及经济发展和落后的概念，还重新评估了1917年革命的意义，并质疑了经济和政治领域革命性变化的激进倾向。
（本文选摘自《卢布：一部政治史（1769—1924）》，[俄罗斯]叶卡捷琳娜·普拉维洛娃(Ekaterina Pravilova) 著，万青松、张红、孙超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