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杨海滨

编辑 | 柳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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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考古界，每当提及安阳这位“土博士”，人们的语气总带着谈论武林宗师般的敬重。这位以农民身份倾尽一生之力、耗时五十余载的耄耋老者，从渔洋村数百亩沃土中发掘出三千余件承载文明的“时光碎片”。他不仅串联起村落六千年的文明脉络，更创办了全国首个农民博物馆。尤其当他用双脚丈量出困扰学界千年的曹操墓精确坐标时，整个考古界为之震动，他也从此在“江湖”上立下了赫赫威名。

早在2024年秋，我通过其友人魏建通表达拜访意愿，直至次年春节方得回音：“来吧，老龙得空了。”接到消息当天，我即刻从郑州乘火车抵达安阳。穿越北方苍茫原野时，那些伫立断壁前的拴马石、镌刻“致中和”“耕且读”的斑驳门楣，与村中拔地而起的新式别墅交相辉映。最终，在嵌有“邺中片羽”匾额的四合院门前，我终于见到这位传奇人物。

棉帽棉袄裹身的龙振山正佝偻着坐在黢黑圈椅里。老屋窄小的窗棂漏进稀疏天光，将他朦胧的面容衬得格外肃穆。但随着日影西移，一缕金辉倏然穿透门隙落在他脸上，肃穆顷刻化作慈祥。在这座既是居所也是博物馆展厅的四合院正房内，2025年2月10日的整个午后，老人用带着乡音的语调，将半生“江湖”往事娓娓道来。

龙振山本人（作者供图）

精准定位“曹操墓”的农民

2013年5月，曹操墓入选国务院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次日上午，龙振山在自家台式电脑前看到这则消息时，手指突然颤抖起来。他快速扫完全文又逐字重读，最终长舒一口气，起身走向村口小卖部。这个从不沾酒的老农破天荒买了瓶百事可乐，站在槐树下拧开瓶盖向空中一举，喃喃自语地跟自己道贺。三十年的考据生涯终于获得历史认证。

故事要回溯到1998年4月14日黄昏。西高穴村砖厂主徐玉超取土时，铁锹在两米深处撞上块带字石碑。这位粗通文墨的汉子蹬车直奔渔洋村，他知道只有龙振山能解此谜。当时龙振山正端着面汤碗，听闻消息立即撂下碗筷。

两人将石碑抬进砖厂院子。经反复冲洗，后赵时期的《鲁潜墓志》终现真容。龙振山颤抖着手指抚过铭文：“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卌三步......”后赵建武十一年下葬的鲁潜，竟为曹操墓坐标留下了精准定位。

《鲁潜墓志》拓片（作者供图）

其实早在此前数年，龙振山已开始系统考证。他比对《资治通鉴》与明朝崔铣所著《彰德府志》，梳理元朝《河朔访古记》中关于邺城的地理记载，将《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里“葬于邺之西岗”的曹操遗令当作田野调查指南，又根据数十位乡老口中的民间传说实地走访。诸多迹象逐渐重合，最终都指向西高穴村外那座沉寂千年的黄土堆。

“我在发现鲁潜墓的五年后（2003年），费了番波折，在由河南文物局编辑的《华夏考古》第二期，发表了我的《鲁潜墓志及其相关问题》论文。起初我把论文投给另一家杂志，但他们不相信我这个农民的发现，也不相信这块石碑能证明曹操墓就在西高穴村，给我退了稿。”

他不气馁，又数次走访许多老人。某次在东高穴村时，一老人告诉他，后赵时期之前和现在的一步都等于5尺，即33.3厘米，但后赵时期的一步却是24.2厘米。若按此标准计算，1420步就是1720米，即现在的1.72公里。同理，170步就是205.9米。

老人的这一说法让龙振山想起，小时候村里分地划院或丈量距离时，仍沿用步伐这一传统计量方式。他的话像卫星定位一样，再次锁定了曹操墓的地理位置。

龙振山说到这，起身领我走到他的西厢房，让我看他在三十年前从西高穴村外砖厂挖土时挖到的一块重达24公斤、面积相当于七八块砖头大的青砖，还有彰显王侯气象的大青瓦。这块砖头和瓦片，也是他考证曹操墓的另一证据。试想，平民百姓谁会用得起这样充满帝王气的东西？“我把这实物，和鲁潜墓志一道给编辑看，尽管《华夏考古》认为我的结论有点过早，但觉得我的文章是扎实的，具有启发性。”于是，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老农民的文章，第一次上了高大上的专业杂志。

曹操墓中的大瓦（作者供图）

曹操墓中的大砖（作者供图）

龙振山兴奋起来，把帽子摘下扔在桌上：“这篇论文很快被当时任殷墟考古队队长的唐际根看到。他好几次从安阳到渔洋村和我交流。”2004年3月6日，唐际根带着中央电视台的黄大路编导来采访。

相关报道播出后，引起连锁反应：文物局的研究员们、电视台的专题组、高校历史系和考古系的教授们、各地文联的领导们，都来这里研究鲁潜墓志。像在晴朗夜空放了一个礼花炮，龙振山的发现格外引人注目。

龙振山（右一）与唐际根（作者供图）

后来发生的事，是我早先在和魏建通的闲聊中知道的。龙振山的这篇论文，竟引起盗墓贼的注意。2005年除夕夜，当家家户户庆祝春节时，有几个盗墓贼悄悄打开了这座古墓，盗走了一些文物和一块刻有图案、裂成三份、约三百斤重的石板。不久，村民发现了，立即向政府报案。破案后，警方追缴回的文物中就有这块石板，它就是著名的《七女复仇图》，它的存在也再次为定位曹操墓提供了佐证。

2006年5月，时任安阳县安丰乡党委书记贾振林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岸考古队的潘伟斌等人来到西高穴村。来此之前，贾振林掌握着安丰乡最新的盗墓线索。他告诉潘伟斌，安丰乡西高穴村最近有一座大墓被盗，希望潘伟斌到现场对被盗古墓的价值作一次评估。

面对古墓被盗的情况，时任安阳县安丰乡党委书记的贾振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找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岸考古队的潘伟斌说了这事。两人感到时不我待，再不抢救就可能丧失历史机遇，于是来到渔洋村找龙振山。潘伟斌用绳子把自己绑起来，让他俩顺着盗洞把他吊进墓室。由于没有照明设备，只能在黑暗中观察。据墓室大小、高度和结构判断，这墓至少是王侯级别才有的规格。这判断接近龙振山的推断。之后的形势更是朝着龙振山推断的方向发展。2008年12月，由潘伟斌领衔带队在高穴村发掘高陵时，就是按龙振山推算出的方位定位开掘的，结果与他推断的数据只差38米。龙振山成了第一个定位曹操墓的农民，多年来争论不休的曹操墓位置谜案，终于真相大白。

与“历史碎片”初遇

龙振山搜集渔洋村六千碎片的故事，源于1974年春天。他和村民在河岸边挖苹果树树坑时，忽然感到铁锹在细密的黄土里碰到了硬物，挖出一看，是几块破碎的陶片。虽然陶片满是土锈，但上面刻着的简单花纹却很别致，让他感到妙不可言。

出于好奇，他将陶片带回家。巧合的是，数天后，县文物局的专家来渔洋村普及文物知识，他拿出陶片让专家看。专家说这是仰韶时期的东西，距今有六千年。这一说让他吓了一跳，“仿佛一只手伸进了六千年前的时空，和先人握了手”。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他对历史文物的兴趣让他跳进历史长河，猛地潜游了五十多年，直到现在仍在其中。

1987年夏天，他像往常一样在一个雨过的午后，背着铁锹来到村西漳河北岸，寻找被雨水冲出来的遗迹。就在他一无所获准备回家时，无意间看到一处覆盖着枯树枝的山沟，露出一个墓穴。起初他以为是现代人的墓，可探身往里一看，墓室虽已坍塌，但在散了架的尸骨头前，陶鬲依然保存完整，一看就是古墓。这让他兴奋地跳下墓中查看，将那个陶鬲抱出并小心翼翼打开，里头竟装有一个较大的兽骨，以及十四枚表面光滑细腻的乳白色贝币。贝币的背部均有小圆孔，显然是挂在兽骨上的。他如获珍宝，次日带着这些东西来到安阳文物局，找专家刘老师请教。

刘老师告诉他，这是商代古墓。“贝币是我国早期的货币之一，商代甲骨文也有赐贝记载。现代文字中，和货币有关的字大多有贝字旁，这些海贝肯定是商代货币。”刘老师认为，如果殷商文化的大树在安阳小屯，那么它的根就在渔洋村。这句话让他心里荡起涟漪。

他当年的学生王骁在1995年6月，于渔洋村开挖机取土时，忽然发现土壤中夹着一个黄色的陶片。王骁以前无数次听老师说过，渔洋村的土地里埋藏着六千年来各时期的文物。他当即熄了车，找到龙振山。龙振山看到有个圆口陶片埋在三米高的土里。他让王骁把挖机斗放下，站到其中，再让王骁把自己举到高处，用小铲一点点刨开周围坚硬的黄土。两小时后才将那东西刨出，一看，竟是个带字的陶口沿。

他并不认识上面的象形文字，便把它拿去安阳文物局。刘老师请来一位甲骨文专家，专家破译出那字是现代的“鼓”字，为龙山时代遗物。

展品，带“鼓”字的陶口沿（作者供图）

后来，我亲眼见到这陶口沿时，它已经和上千文物一起，躺在龙振山升级了四代的玻璃展柜里了。我上前端详这件文物：一个人双手握着鼓槌，惟妙惟肖地槌击鼓面的动作让人惊艳，像一幅图画，记录着先人在重大场面时的亢奋状态。

“你的镇馆之宝是哪件文物？”我用小白的口气问龙振山。

他指着带字陶口沿说：“这件就是。”

展品，铜泡（作者供图）

有天，按辈分他该叫叔的一位老人，看到他又收藏了一块陶片，问“听说你靠这东西赚钱？”他说：“这些东西博物馆都看不上眼，赚啥钱。”老人又问：“那你收藏这干什么？”他答：“为了祖上的东西不丢失！”他随口回答时，心里却诞生了一个想法——想办个农民博物馆。他被自己这想法吓了一跳，可又一想：怎么就没有可能呢！

“土博士”的修炼

龙振山在1959年小学毕业后，考入安阳六中，“我那时就是个神童，也是方圆十里八乡唯一考上中学的人。”但那正是饥饿年代，父母亲面对他拿回的录取通知书发了愁，幸亏他祖父思想开明，表示“砸锅卖铁也要供振山上学”。他把玉米面红薯片打包，把一条被子一卷，就去安阳六中报到了。四季里他只铺一条单子，即使冬天也用体温暖热大通铺。有天牛老师来宿舍检查时，发现了这情况，问他咋回事，他笑而不答，牛老师看出他的尴尬没再问。第二天下晚自习，牛老师叫住他并递给他一条褥子，他想拒绝可牛老师却说，只要你的成绩在前几名，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

他于是一直以名列前茅的成绩，回报着牛老师的关爱。

1962年5月，他初中毕业，一切都洋溢着春天的气息。政府动员他们这届毕业生响应党的号召，积极返乡，到农业第一线——几年后他才知道这是全国范围内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前兆，虽然他的目标是上高中考大学，可还是在牛老师的动员中回到了渔洋村。回家的第二天，他还没起床呢，队长就来到他家，站在床前，要他去当会计。

因为数学好，龙振山的会计活干得很好，两年后，因他有文化，大队又把他调到学校当老师。那时农村还有许多人是文盲，他觉得改变农村面貌需要让人有文化，就到了学校。在初中上历史课时，龙振山很沉浸，毕竟渔洋村本身就栖息在六千年历史堆叠而成的厚土上。譬如讲到西门豹治水，那就是发生在他们村里的事，他于是带着学生来到漳河边寻找遗迹，甚至在周围的农村找到有相关记载的残破石碑。他还时不时带学生到安阳县博物馆参观实物，在讲到魏蜀吴这段历史时，还请来县文物局的专家来学校做讲座，这些不知不觉间为他日后搜集文物储备了深厚的理论知识。而他送走的上千名学生，也是后来自动给他送来各类文物的群体。

直到1974年，他在栽苹果树时发现了仰韶陶片，对文物的热情一下以走火入魔的态势燃烧了起来，他决心正式走上搜集“时光碎片”的路程，甚至放弃了到县建筑工程队当在编会计的机会。他知道一旦到县里上班，文物搜集工作就会中断，而他要当个全职的“历史碎片捕手”。

龙振山的书房（作者供图）

1978年秋的某天，龙振山推着一车大白菜到县城卖了两天才卖完，旁边就是扁粉菜馆，他也没舍得花钱吃一碗，可看到新华书店时，他却走了进去，一眼看到那本后来陪伴他四十多年的《工农考古基础知识》，毫不犹豫就用卖菜钱的三分之一买了此书。到家，还和老婆吵了一架，老婆说：“那书能当饭吃吗？”

从九十年代开始，他又用家里卖猪的钱订了《考古》《文物》《华夏考古》《中原文物》《殷都学刊》等杂志，一订就是数年。这些杂志里哪一期没收到，他立刻就能知道。

也不知谁先给他起了“土博士”这个绰号，其中有鼓励也有讥讽，但也从侧面说明，数十年的收藏生涯，俨然令他成为半个专家，他的藏品也随着岁月增加着，老院厢房的架子上摆得满满当当。

有天，留英的“洋博士”唐际根在安阳听说了他搜集渔洋村文物的事，专程来渔洋村拜访。唐际根在他寒酸的四合院里参观，看了那些文物后非常吃惊，认定这些文物“简直就是一部穿越时空的活历史”，途经了民国、清、明、元、宋、北齐东魏、汉、战国、商、下七垣文化、龙山文化，最终止步于仰韶时代。唐际根对他说：“你这个土博士比我这个洋博士厉害，我有国家和团队的支持，你完全凭一己之力，让渔洋六千年文化脉络展现出来。你这个土博士货真价实。”

文物与生命，孰重？

那天是2005年10月4日上午，龙振山在家整理藏品时，忽感心口一阵绞痛，眼前一黑瘫在地上，在村医院被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儿子马不停蹄将他送到了市里的第一人民医院，做了一系列治疗后，医生告诉他，他的心血管堵得较为严重，须在3个月内安装3个支架确保血液流通，否则可能会威胁到生命，费用约需５万块。

他在村里当会计每年的工资大约三至五百元，还需每年订杂志买书，这点钱根本不够用，还得向他老婆要，无论如何他家也出不起这笔医药钱。住院第三天，邻居来看他，知道这事时，说：“你真是守着金山不挖宝，命和你手中的破陶片哪个重要？我给你找个人，收几件东西弄点钱保命。”他嘿嘿一笑，没吭声，知道邻居不理解自己，就没多说，谁知在第二天下午，有个文物贩子竟到医院找他，说愿拿５万现金收购他手中的文物。

在2005年的5万块，对他这样的人来说算得上一笔巨款，他的思想忽然如漳河夏日雨后起伏的波浪，一个巨浪迎面扑来，几乎在瞬间淹没了他。就在即将妥协时，他忽然想起自己这30年来搜集1500件文物的艰难困苦，又想起它们是一个村庄的历史。人活着总得有种执念，并为这执念坚持下去，人生才有意义，他这样想着，便果断地拒绝了文物贩子。

出院后那段时间，他的精神很萎靡，但当他看到那些碎片时，“精神就又像吃了特效药一样亢奋起来”。他老伴在一边补充道，“他出院第二天，就给三拨外地来的参观的人讲文物，讲俺们村的历史，像个没病人。我真不知他是啥人。”

当龙振山收集到的文物超过两千件后，他在乡、县、市乃至河南省都有了名气，来自河北、北京等各地的文史爱好者在节假日会来村里看他的文物。起初他把那些文物放在二十多个大大小小的纸箱里，堆放于厢房，有人来看时便搬出一箱放在院里，再一件件摆在地上，如管中窥豹，不见全貌，参观者常常提议“你咋不办个博物馆？”

其实，办博物馆的想法早像条河流一样在他脑里流淌了多年，现在参观者再次提议，他更加心潮起伏，可苦于手里没钱，也没地方，只能耽于想象。可机会就像夏日突发的暴雨，那天他看到大队部买了数个铁皮柜，将用过的数十个档案盒当废物扔掉，便忙把废物拉回家，把各时期有代表性的文物摆在盒里，放在用木板搭起的一个架子上，供以后的参观者观看。最早的农民博物馆雏形就这样出现了。

2004年5月，安阳文物局举办的“爱我家乡保护文物”活动，安丰乡乡长带领数位乡干部，来到他家参观，看得兴致盎然，错过了饭点。他让老伴做了农村特色的菜卷馍、拌面汤招待，吃饭时，他把办博物馆的想法说给乡长听，谁料半个月后，乡政府就派人送来十个机关淘汰下来的铝合金玻璃柜，让他当展柜。乡长还捎话，“博物馆的事不能急，得一步步来。”

他接到这批赠柜时，两个儿子都已成家，划了新院搬了出去，只有80平米、潮湿阴暗的厢房从此就成了他的展厅：清朝的小盘，明代的青花，宋朝的瓷片，北齐的泥像，东魏的瓦片……仍有大部分藏品尚未摆出，可农民博物馆早已名声在外。

到了2004年4月，安阳县文物局将他家西厢房的“渔洋文化遗址博物馆”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他自然是“馆长”兼讲解员，向参观者讲述着一个个文物背后的故事。

博物馆（龙振山家）大门（作者供图）

四合院的三座房均为博物馆展厅（作者供图）

随着近几年的考古旅游热，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爱好者络绎不绝，他家渐渐成了一个景点。2018年，河南省文物局对全省文物单位进行了一次摸底，这座民办博物馆便引起了注意，2019年，省文物局斥资将村中心两座四合院进行“修旧如旧”整体维修，乡政府也投入资金，将后院三座房子装修后作为展厅。龙振山的藏品就这样从逼仄的老院，搬到了宽敞明亮的新院。农民博物馆正式诞生。

“一直以来，我们关注的都是帝王将相和王城，而非普通人和普通村落史。” 多年后，唐际根博士在由龙振山编著的《守望渔洋古村》一书中，这样评价农民博物馆的意义和价值：龙振山不图虚名，纯粹为感知历史，用平民视角将这些被时光打碎并隐于田野的实物搜集至一处，这记录虽是零碎和片断的，跟官方的馆藏没有可比性，但它们却是鲜活的，记录了一个普通村落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也让我们从中揣摩昔日文化辉煌的风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五十条，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收藏按国家规定的合法方式取得的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