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与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合作，推出“抗战回望”系列，选取抗战期间的报纸、图书、日记等史料加以介绍，希冀带领读者前往历史现场，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的精神与生活。

《满洲报》

20世纪上半叶的辽东半岛主要有三家中文报纸：《泰东日报》(1908年11月3日-1945年10月)、《关东报》(1920年9月1日-1937年7月31日)、《满洲报》(1922年7月24日-1937年7月31日)。其中，《满洲报》创刊于1922年7月24日。其前身是1907年创刊于大连的日文报纸《满洲日日新闻》的中文版。1922年1月在反日舆论压力日益高涨的局势下《满洲日日新闻》辟了一页“汉文版”，6个月后该版独立出去，即是《满洲报》。

《满洲报》创刊号上报头写明发行人西片朝三；编辑人白玉田；印刷人魏日盛；发行所满洲报社，地址在大连市东公园町17番地。《满洲报》在《创刊之词》中宣称：“以谋东三省住在之人——无论其为中国人日本人欧美人——共同之幸福，及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为宗旨。”可见其创刊意图是为了诱导舆论，来缓和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和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

《满洲报》1922年7月22日

《满洲报》每日刊行1大张4版。一版内容主要包括论说、现代思潮、国内新闻、诗坛等，二版新闻涵盖国内新闻、大连本地新闻、东三省新闻、商情、人事消息等，三版主要为社会新闻和文艺栏等内容，四版为广告。创刊初期，销量不畅，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后，逐渐好转。1923年5月版面扩充至2大张8版，1927年增至10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曾一度恢复至8版，1933年7月又扩充至3大张12版。版面的不断扩充，同时也反映在销量的增长上，1930年《满洲报》发行量达到25760份，1933年更号称“满洲第一”。《满洲报》迅速发展成为东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中文报纸。

《满洲报》实力渐长的措施除在内容上不断贴近大众，规模上在各地广建分社、办事处外，还有其独特的营销手段。“假选”活动即是其一。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由于根基未稳，导致内部出现如杨宇霆、常荫槐等人的对抗。在这样的背景下，《满洲报》社于当年11月推出“奉吉黑省府委员假选”活动：“现在假设东三省与国民政府合作后届时奉吉黑三省省政府委员人选，东北三千万之民意，究以何人为合格，此实为最有意义之问题。本报有鉴于此，用特举行东三省省政府委员假选，藉觇民意之所在，并引起阅者之兴趣焉。”

《满洲报》1928年11月5日第一版

1928年11月2日，《满洲报》在报纸头版上用醒目的大字标识“假选即将开始发表”，11月5日，假选开始，《满洲报》将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人的名字及选票赫然挂在了选举人一栏。最终，这场历时45天的投票，有效票数达到了310余万票，平均每日投票数达到了7万余票。这在当时的东三省也算是空前绝后的事件。这次假选的举办，壮大了《满洲报》的声势，极大地扩大了销量。

《满洲报》1928年12月19日第一版

1936年9月，由伪满政府、满铁、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三方共同出资设立了满洲弘报协会，随之《满洲日日新闻》《盛京时报》等当时各地的大报均被纳入到协会的管理体制下，成为协会加盟报社。1937年5月实施第二次“整理统合”，强制“大连、奉天、新京、哈尔滨四大城市各选出一份代表性的中文报和日语报为满洲弘报协会的加盟单位，其他的中小报纸均要合并到该加盟报社的旗下”。按此要求，《满洲报》与《关东报》一同被吸收到大连的代表报纸《泰东日报》，1937年7月31日即为最后一期。自1922年7月24日创刊，正好历经了15载，总计发行5244期。

《滨江日报》

伪满洲国建立之后，东北民众的抗日热情愈发高涨，报纸上的抗日宣传俯拾皆是。因此，日本关东军及伪满政权在持续实施武装“讨伐”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对新闻的管控力度，以全面掌控“言论阵地”。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启动全面武力侵华行动。为实现对信息的严密控制，掩盖事实真相，颠覆是非，误导东北民众，实施奴化教育，日伪当局展开第二次新闻整治，全面掌控东北报业。此次行动于1937年展开，依据中文和日文报纸分别实行“一省一报”的原则，对非控制范围内的日本人和中国报纸，通过收购、合并、停刊和新设等方式进行整治。最终使加盟社报纸扩增至29家，全面掌控伪满各省报纸。

《滨江日报》1937年11月1日第1版

1937年9月，日伪通过收买，将中文《国际协报》《滨江时报》《哈尔滨公报》停刊，三报人员合并，于1937年11月1日在原《哈尔滨公报》社址创刊了所谓“民间报纸”《滨江日报》，由日本关东军派汉奸王维周任社长，直接控制该报。

从1937年创刊到1945年终刊，《滨江日报》见证了东北社会完全一步步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历程，并充当着日本人的帮凶。作为一份公开出版的刊物，《滨江日报》记录了东北社会的风云动荡，虽然其紧贴日本，言辞谄媚，偶尔还有一些假新闻，但是其展现的东北社会依然是鲜活的，通过其标有“国通社电”的国内国际新闻，可以感受到在那个战乱时代政局的变化以及中华大地上各种势力的此起彼伏；透过那奇异古怪、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可以触摸到在那个独特时代哈尔滨人的心灵世界；通过那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报刊广告，则可以在眼前铺展开一幅哈尔滨人的生活图景。

在《滨江日报》存在的八年时间里，战争成为了报纸上最重要的新闻题材，日军的侵略、中国军队的抵抗，都能在报纸上看到相关报道；偷袭珍珠港等国内外重大历史事件都在报纸上留下了相关记载。

《滨江日报》1941年12月9日关于珍珠港事件的报道

《滨江日报》有相当一部分的内容关系到民生方面的衣、食、住、行。从这些简明扼要并且时而带着吹嘘色彩的报道里，我们可以窥探当时对民众造成重大影响的社会热点问题。伪满时期的东北社会，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往往连生存所需要的基本物质条件都不能满足，衣、食、住、行成为了普通民众关注的首要问题。《滨江日报》虽然受到了当局的完全控制，当局为了稳定统治，自然也就会着手解决民众最基本的生活，因此民生问题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报纸重要的关注点。基于宣传的需要，该报不能以直接而中立的手法来陈述现实情状，往往采取宣传的手段来将不足转化成“政绩”，委婉地进行报道。

《滨江日报》的副刊在创设初期设有《文艺》《江天一览》《粟末微澜》等，1938年设《创作与批评》，1940年设《暖流》副刊，1941年以后设《珊瑚岛》《北地文艺》《漠烟》《少年文艺》《大荒》《台上与银幕》等，分别发在第五、六、七、八版上。这些多种多样的副刊，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殖民地色彩，向读者灌输“日满协和”“王道乐土”一类麻醉中国人民族意识的“精神鸦片”。在众多副刊中，《暖流》《大荒》文艺周刊，因是爱国青年合办的同人刊物，有些作品曲折隐晦地折射出在日伪统治之下人民的痛苦遭遇及作者的憧憬与希望。

《滨江日报》1943年1月14日副刊《珊瑚岛》

《南京新报》

1938年3月1日，日军当局指使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创办了一份临时性的小报《南京民报》，社址设在南京白沙路。该报不定期出版，主要报道伪政府的工作与南京的社会情况。

1938年3月28日伪“维新政府”成立，1938年6月20日，根据日军当局的部署，为加强宣传工作，在伪行政院辖下，新成立一个“宣传局”，该局实际上由日本的“华中派遣军”特务机关与报道部直接指挥与操纵。伪宣传局成立后，第一项工作就是分别成立了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各省、市的“报道组”，一方面向日军报道部提供新闻消息与各方面的情报，一方面筹组各地的新闻机构。1938年8月1日，伪“维新政府”创办的《南京新报》在南京创刊发行，系从原《南京民报》“转移下来”。

第一号《南京新报》报头、启事及《苏州新报》、《杭州新报》、《蚌埠新报》创刊广告

同一日，华中日占区各省、市伪政权创办的《苏州新报》、《杭州新报》、《蚌埠新报》等同时创刊。不久，常州、无锡、常熟、扬州、昆山、海宁、嘉定等市、县伪政权创办的“新报”陆续出现，总数达38家。

《南京新报》是伪“维新政府”暨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的机关报。社址在南京中正路（后改为复兴路，今中山南路）129至139号。社长秦墨哂，早年从日本东斌学校毕业。总编辑关企予也是归国留日学生。该报每天1张，对开4版，1939年1月1日扩为对开6版，不久又增为对开8版。该报宣称其编辑方针是：“直接秉承宣传局之指导，对中央政府之国策政纲作迅速之报道，对国际情势、东亚关系作详尽之记载。”

《南京新报》发刊词

该报主要新闻消息都来源于日本“同盟社”和日伪合办的“中联社”。该报站在日本立场，多出现“日军占领九江外侨良民均受保护”、“蒋介石图穷匕现传将溃决扬子江堤防”性质的新闻与“中日亲善提携”、“建立东亚新秩序”等评论，以及为汉奸涂脂抹粉的“昨又有殉难先烈多人”等消息，广告也多标注“皇军大欢迎”之类的字眼。在日伪当局的强制支持下，南京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商企业等都必须订阅该报。该报发行量最高可达13000多份。

1940年3月30日汪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该报经改组成为汪伪政府的宣传工具。主要栏目有经济新闻、各地通讯、生活等，副刊《新声》从《南京新报》创刊起一直延续，刊载文学作品。该报站在德国法西斯立场，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讯和国际时事，报道内容有《军队云集十万余人挪威境内将大决战英法联军大炮不足众料抵抗德军非易》（1940年5月1日）、《德军攻陷俄斯坦德港丹刻克亦将不守》（1940年5月31日），还登载汪伪政府的法令、命令、要闻和苏浙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新闻，宣传汪精卫卖国集团标榜的三民主义和汉奸理论，鼓吹中日合作和东亚和平共荣的谬论。

另一方面，该报对于了解沦陷区的情况也是重要的资料。1939年7月2日、3日刊载的前镇江班班长加藤幸藏撰《从事宣抚工作之回顾》（一）（二），记述了战事结束后日军的宣抚工作及扶植日伪政权建立，1940年8月2日至12月4日连载的小专栏《金陵识小录》是“郭秃先生”撰写的关于南京人文历史、名胜古迹与地方掌故小杂文。

1939年7月2日《从事宣抚工作之回顾》（一）

1940年8月2日《金陵识小录》专栏

1941年10月10日，根据伪中宣部的命令，华中地区原“维新政府”时期的38家报纸一律改为伪中宣部直属报社，并更改报纸名称，由伪中宣部组织董事会管理。《南京新报》改名为《民国日报》。

1941年0月9日改名为《民国日报》的消息

《蒙疆新报》

《蒙疆新报》日刊出版四张，创刊于1938年6月10日。它由蒙疆新闻社负责发行，是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官方宣传工具之一，主要刊登侵华日军和各地伪政权的法令和政令以及报道国内外的时事要闻。

1938年11月22日的《蒙疆日报》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植成立的傀儡政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迅速占领了现河北、山西、陕西以及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1939年9月，日本军部经过精心策划，将伪蒙古军政府（当时称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伪察南自治政府、伪晋北自治政府三个伪政权合并，正式组成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伪“首都”设在张家口，用成吉思汗纪元年号。

日本侵略者统治上述地区时，除了利用军事手段巩固殖民统治外，还注重通过舆论宣传来控制占领区人民的思想，以加强文化侵略，达到使占领区人民成为亡国奴的最终目的。在伪蒙疆政府管辖范围内，日本势力设立了民众教育馆、防共青年团、儿童团、妇女防共会等组织，大力宣传亲日防共反华，同时限制新闻媒体自由，对当时的主要新闻媒体、报刊杂志和广播实行强制性政府统制。

1941年1月1日元旦，《蒙疆新报》刊登的言论

《蒙疆新报》的出版沿革为日本在华统治方针与宣传策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卢沟桥事变之前，河北、山西以及内蒙古地区共有三家新闻通讯社，即张家口市的《察哈尔国民新报》，归绥市的《西北日报》和《绥远日报》。这三种报纸均为汉语版，当时由国民党地方政权掌控。1937年8月，日军占领张家口，迅速整顿新闻业，在同月30日便将《察哈尔国民新报》改名为《察哈尔新报》出刊，开始借助汉语报纸报刊大力宣传日军的“武威”。1938年6月，日本势力宣布合并三个伪政权，成立蒙疆新闻社。《察哈尔新报》改为《蒙疆新报》，保留了其汉语报纸的特点，并与日文版的《蒙疆新闻》以及蒙文版的《蒙古新闻》一起垄断了蒙疆地域内报刊新闻通讯发行权，除它们之外禁止发行任何报刊。截止1941年，《蒙疆新报》的发行量已经近3万份。

1945年1月，《蒙疆新报》于日本投降前夕停刊。至此，傀儡政府在蒙疆地区的垄断宣传终于画上了句点。

《东亚联盟画报》

《远东画报》于1940年创刊，以上海壁恒公司的名义发行，此时正是希特勒将在欧洲向英、法、比利时、荷兰、挪威发动闪击战之际，该刊于创刊号上用长达15页的篇幅，吹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希特勒。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月该刊改名为《东亚联盟画报》，东亚联盟广州分会出版，1945年2月停刊。该刊物为时事政治画刊，刊登内容丰富，有时事政治评论、生活和艺术摄影，形式有图片、漫画、连环故事画等。

因改名之后的发行人是伪广州大学校长林汝衍，所以其在宣传上可谓是一派胡言。在广州地区，汪伪政府以《东亚联盟画报》为宣传阵地，毒化沦陷区民众。

纵观全刊，其中报道国内外新闻时势的居多，其次该刊发行范围是广州地区，因而该刊物向人民极力宣传“亲日和善说”以及“东亚共荣”的思想。其中，李道轩发表的一篇《东亚联盟之感想》中写道：“溯自友邦近卫首相声明对华三原则，汪主席亦发表艳电，起而倡导和平，中日局面，已由误会而趋于误解，国府改组还都后，本善邻友好之旨，进而调整中日邦交，和平运动，遂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从中可以看到其宣传“大东亚共存共荣”、“日本是帮助中国民族解放”等荒唐思想。

此外，刊物中穿插着一些名角名星的照片、影剧介绍文章，图文并茂，消遣性质十分强烈。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它的作用，敌伪统治下的画报，很大一部分是为敌人粉饰太平的一种方式。